第十章意大利和地中海的衰落


10.1意大利领导权的争夺:分裂和挨打

十五世纪初,意大利群雄并立,政治形势仍不稳定。此外,在地中海地区亦未出现单一的霸权。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在崛起,但仍旧没站稳脚跟,与南部的穆斯林同胞的战争仍在进行,北部受到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攻击,而拜占庭帝国虽然孱弱,看起来也不是轻易就能攻陷的。[1]

   法国与英国正在进行漫长的战争,德国内斗不断,自顾不暇,而在西班牙,两个基督教国家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分庭抗礼。

   处于这种形势之中的意大利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权力集中的过程。小公社正在为大的实体所吸收,虽然没有形成国家,但也逐渐形成区域自治格局。一个重要的元素是热那亚的内乱。直到十四世纪晚期,热那亚仍是意大利最强大的海上共和国之一,但1380年在基奥贾战役中战败。自那之后,威尼斯势不可当,一路成长为海上霸主,接管了东部很多热那亚的要塞和港口。之后,威尼斯也开始向内陆扩张。因此与当时毫无争议的陆上霸主米兰产生了冲突,米兰当时掌管着意大利通往德国和法国的路线。

   在这一时期,一些小的城邦国家逐渐消失或变弱,被半岛上的主要势力吞并。同时,意大利的战争人员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军队士兵是想要保卫家园的普通民众,现在富裕城邦的军队主要是雇佣军,由那些不愿流血又想自卫的商人支付佣金。雇佣军队的流行使得14世纪末和15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具有如下两个特性。雇佣军只有战斗才能得到报酬,因此他们愿意参战,但他们没有动机和意愿进行艰难的战争。此外,完全消灭一个敌人也意味着未来失去了工作机会。而这导致了城邦国家之间无益的、长期的相互对立状态。战事时常发生,但往往不了了之。

   之前的政治巨头热那亚于1380年开始衰退,一系列新的战争在1420年开始,政治格局也随之改变。1423年伦巴第战争开始,共有四阶段战役,延续至1454年《洛迪和约》签订时方结束。有趣的是,就在之前的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英法百年战争也以法国胜利告终。威尼斯正与米兰陷入生死存亡的战争,无暇他顾,因此没有像以前一样支持被土耳其人包围的拜占庭。而拜占庭也日益放松对穆斯林土耳其人的警惕,但仍旧十分怀疑基督教拉丁同胞们,因为正是这些同胞在两百年前洗劫了君士坦丁堡。

   在漫长的意大利战争中,除意大利城邦联盟之外,有五个地区政权开始崛起,分别是: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教皇国和那不勒斯。这些势力构成了15世纪下半叶和16世纪初意大利战争开始之前半岛的政治版图。而托斯卡纳地区和意大利北部重要的文化中心锡耶纳、比萨、乌尔比诺、曼图亚、费拉拉等在政治上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无论是前述战争还是16世纪开始的战争都未能为半岛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尽管马基雅维利和一些意大利国王都曾设想过统一的场景。

   在1423至1454年战争期间,佛罗伦萨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威尼斯较弱的时候,佛罗伦萨站在威尼斯一方,而当威尼斯变得强大之后,佛罗伦萨又转而与米兰结盟。在1454年出现了权力上的平衡,没有哪一方可以凌驾其它各方之上。意大利也因此迎来了长达40年的稳定期。在此期间,五方势力之间均许下了互不侵犯的承诺,因此它们有时被称为意大利联盟。

   尽管米兰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和平仍保持到1494年,直到米兰唆使法国占领那不勒斯,从而引发意大利战争为止。当时还发生了另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就在前一年,热那亚人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宣布发现通往西印度群岛的新航线,可以绕过土耳其帝国。而土耳其人当时由于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控制而垄断了与远东之间的丝绸和香料贸易。

   在十五世纪意大利冲突中,战争的规则随着雇佣兵的介入而改变,他们成为野心勃勃的人的职业打手,而雇佣兵会根据报酬和战争的难易程度不断变换立场。

   防守比进攻更重要。米开朗基罗、列奥纳多等工程师构想出了加固城墙的材料和设备。火药也得到应用,而且由于金属锻造技艺的提升,也能造出更好的炮了。雇佣兵热衷于小规模战斗,总是设法避免会流血牺牲的战斗,而且喜欢占领并洗劫城市。富裕的平民为避免亲自参战付给雇佣兵报酬,但是实际上却是将城邦国家的命运交付到既不可靠也不忠诚之人的手上了。曾经强大到能打败德意志皇帝的步兵正不断遭到削弱,日益减少,当久经沙场的法国军队于1494年如风暴般袭击半岛之时,意大利基本上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

   此外,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敌对状态已经结束,威尼斯开始向内陆扩张,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战争的新焦点。主要的关切点不是获得并保持地中海航线,而是扩大意大利领土据点。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在地中海地区,意大利控制着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利润丰厚的贸易,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取代或者阻挡它。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安全受到米兰、佛罗伦萨等新崛起的、野心勃勃的城市的威胁。但是在1454年签订《洛迪和约》之时,外敌入侵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此时,人们首次有意识地提出权力平衡的欧洲政治准则。这一政治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世界格局。事实上,1454年之后发展起来的思想认为,在大的政治格局中,权力平衡是最完美的结果,要优于一家独大统一四方的情形。

   此外,教廷在半岛政治事务中变得非常活跃。教廷掌管着日益强大的教皇国,并对佛罗伦萨的事务有着特殊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其权力的巅峰。而且由于其精神属性,教皇国不可能成为征服势力,因此在权力平衡的框架下能更好提升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权力。

   此时对教皇权力唯一的限制是土耳其帝国的崛起。这一新兴帝国迅速收复了各方伊斯兰势力,并将它们统一起来一致反对基督教,主要是统一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人。

10.2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是通过与拜占庭之间漫长的消耗战达成的。战争自1299年奥斯曼第一任统治者开始,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结束,长达150年。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实际上对拜占庭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据此,奥斯曼开始进军欧洲直至匈牙利和波兰。此外,在欧洲一侧保护了拜占庭几百年的保加利亚帝国也已经虚弱不堪。

   奥斯曼最初是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小穆斯林突厥酋长国。[2]塞尔柱人在1073年的曼奇科特战役中打败拜占庭。之后,奥斯曼开始显著成长起来。在奥斯曼显著成长的13世纪,塞尔柱人正与拜占庭和埃及的法蒂玛帝国纠缠,实力遭到不断消耗。1300至1326年期间,奥斯曼成功扩张至安纳托利亚,占领了拜占庭的几个要塞。

   接下来的几十年,土耳其人与拜占庭皇庭内部的反对派结盟,作为回报,他们在14世纪获得了一个位于加利波利半岛的据点。从那里出发,他们武装精良的军队向前开进至色雷斯,与拜占庭和保加利亚对峙。这是穆斯林人第一次系统地尝试从巴尔干半岛入侵欧洲。在那之前,由于拜占庭人统治着达达尼尔海峡,穆斯林人一直被困于海湾内。征服了色雷斯之后,奥斯曼战略上控制了巴尔干半岛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所有主要陆上路线,为进一步军事行动做好准备。此外,控制了色雷斯的要道就等于切断了拜占庭与巴尔干地区和西欧的潜在盟友之间的陆上路线,将其孤立起来。1356年,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被迫与奥尔汗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承认了在色雷斯的损失。

 1362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色雷斯的阿德里安堡,并将都城迁至那里,暗示其战略重心已从亚洲转移至欧洲。从那一刻起,拜占庭帝国的地位开始动摇。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在欧洲境内的其它两个地区之间唯一可能的路线就是经达达尼尔海峡的脆弱的海上路线。而这条海上路线的畅通全赖于意大利海上强国威尼斯和热那亚。换句话说就是,拜占庭日益依赖意大利,因此拜占庭的命运也随着意大利的命运而起起伏伏。之前,威尼斯与热那亚处于对立关系,因此拜占庭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随着热那亚在14世纪末衰落,拜占庭失去了对其有利的一个重要政治元素。相反,威尼斯成为了奥斯曼和拜占庭之间争斗的获利者。

   遭到削弱的拜占庭帝国无法依靠其自身资源打败奥斯曼。而与其它国家联合的努力往往因为自己内部争斗而中断,也变得不可能了。君士坦丁堡能继续存活是由于其传奇性的防御城墙,以及奥斯曼缺少海军的事实。保加利亚也不复从前,权力分散在几个王位争夺者之间,在匈牙利的攻击下已无反击的能力。

   塞尔维亚也比较衰弱,希腊诸城急于挣脱斯拉夫人的管辖。上述种种予奥斯曼以非常难得的好机会。虽然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正处于一系列战争中,但在拜占庭、威尼斯和热那亚互相缠斗,无暇他顾之时,奥斯曼已经安排好了攻打欧洲敌人们的路线。在14世纪末,土耳其人基本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主人,并打通了通往中欧平原的路线,当时这一区域由匈牙利控制。此外,在世纪初,土耳其人还进军并接管了希腊,同时将势力范围扩张至今罗马尼亚地区。

   奥斯曼在巴尔干半岛看起来势不可挡的进军随着突厥同胞跛子帖木儿来到中东而受到了阻碍。在1402年发生在双方之间的安卡拉战役中,奥斯曼溃败。此后,奥斯曼帝国陷入混乱之中达十年之久。

   1413年,穆罕默德在内部权力争斗中胜出,加冕称帝为穆罕默德一世。他视恢复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荣光为己任,将都城从布尔萨迁至阿德里安堡。当时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形势十分微妙,奥斯曼的附庸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瓦拉几亚和拜占庭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阿尔巴尼亚各部族也统一起来建立了国家,波斯尼亚和摩尔达维亚一直都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匈牙利仍旧野心勃勃,威尼斯在巴尔干沿海地区拥有众多属地。

   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中,穆罕默德一世选择主要依靠外交而非军事手段。他促使旧属国重新接受奥斯曼帝国宗主国的地位。那些旧属国看到奥斯曼帝国日益统一强壮,而自已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和野心,也愿意接受奥斯曼的领导。穆罕默德一世实际上只发动过一场与欧洲人的战争,是一场与威尼斯之间的短暂的、无足轻重的战争,这场冲突与意大利敌对城邦之间的战线关系更大。

   他的继任者穆拉德二世继续进行扩张事业,在1422年包围君士坦丁堡达数月之久,迫使拜占庭皇帝支付了额外的贡金之后方才撤兵。但是,在1420年,穆拉德二世与威尼斯为争夺帖撒罗尼迦而进行了战争。威尼斯获胜,向土耳其人证明了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力量,而且当时威尼斯正在与米兰开战。这场战争也促使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与威尼斯结盟。教皇马丁五世鼓励其它基督教国家也加入这场对奥斯曼的战争,但只有奥地利派出了援兵。

   巴尔干地区又一次燃起战火,但这次土耳其人接连制服了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1430年,奥斯曼派舰队突袭了萨洛尼亚。威尼斯人在1432年签署了和平协议,将萨洛尼亚及周边地区让给了奥斯曼。1441年,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波兰、阿尔巴尼亚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两个酋长国加入了反对奥斯曼的行列,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陷入停滞状态。接下来的十年里,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地区处处受挫,地位大不如前。

   1452年,穆罕默德二世继承奥斯曼帝国皇位的时候,情势看起来并未有所好转。但是,穆罕默德二世在1451年5-6月间征服并吞并了卡拉马尼德酋长国,在同年9月10日和11月20日分别更新了与威尼斯和匈牙利间的和平协议,从而证明了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卓越能力。

   之后,他将征服君士坦丁堡视为首要任务,并相信此举将会巩固他的政权。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君士坦丁堡就像刺入土耳其人身上的一根刺。只要君士坦丁堡还在基督教国家的手中,敌人们就可以利用它作为潜在的基地从中心分裂奥斯曼帝国,西方基督教国家也有可能会以此为借口采取军事行动。此外,君士坦丁堡的位置使其自然成为地中海东部和中亚之间陆上和海上贸易的中间人,拥有了这座城市就意味着无尽的财富。

  同样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堡作为传说中的帝国城市,征服它将会获得无尽的声望,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英雄,获得他的那些阿拉伯和塞尔柱前任们几百年来一直追求的成功,成为纵横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的强大君主。没有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在欧洲和安纳托利亚的统治就不会稳固,会受到野心不断膨胀的基督教国家以及帝国内外的伊斯兰内部敌对势力的威胁。

10.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意大利正处在战争的最后关键阶段,而欧洲其它地区也另有所顾,此时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攻打拜占庭都城的准备。他首先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切断了海上救援君士坦丁堡的通道,还从匈牙利购买了多门大炮。他还封锁了君士坦丁堡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那里与欧洲接壤的海岸建立了坚固的堡垒,防止援兵从黑海登陆。他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可用兵力都集中到色雷斯,并且与威尼斯签订了贸易协议,从而阻止了威尼斯人支援拜占庭。威尼斯非常关键。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威尼斯能有效抵抗土耳其人,并协调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势力。[3]

   虽然威尼斯深陷意大利内部的战争之中,但现在仍不清楚为什么它会答应不插手君士坦丁堡的战争。也许是很多不同的考量促成了这一结果。比如,君士坦丁堡从未被攻下过,几百年来很多想要攻下它的人都失败了,穆罕默德二世凭什么会成功?

   此外,威尼斯人可能低估了奥斯曼的野心,低估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巨大影响。毕竟,十字军时代已经过去了,穆斯林国家和基督教国家已经互相交叉联盟作战很多次了。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奥斯曼帝国应该也是如此。此外,穆罕默德二世也有可能会战败,那么目前在艰难中过活的奥斯曼帝国有可能就土崩瓦解了,巴尔干地区就会出现权力真空,剩下的三股势力威尼斯、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是势均力敌的。换句话说,可能是总体形势的极度波动导致了威尼斯和当时强大的意大利国家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立场。

   实际上,穆罕默德二世在1452年提出要包围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的很多臣属是反对的。大维齐尔尤其反对这一决定,批评可汗太鲁莽了,过于自信。但是苏丹否决了他们,下令为战争做准备。围困始于1453年4月,在长达两个月连续不断的重型火炮攻击之下,君士坦丁堡坚固无比的城墙破裂了。

   君士坦丁堡,这个千年以来一直被欧洲人认为是基督教罗马帝国命定的神圣都城落在了穆罕默德二世的手中,成为穆斯林人认为的伊斯兰奥斯曼帝国命定的神圣都城。穆罕默德二世称自己为“罗马的凯撒”,并效法旧的拜占庭帝国,认为自己是罗马王位的继承者。不久之后,他入侵奥特兰托的时候,目标是攻陷罗马,统一罗马帝国。自755年伦巴第人攻占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都城拉文那时起,罗马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也就是说,这位土耳其皇帝把自己打造成了凯撒的伊斯兰继承者。

   此外,在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之后,苏丹即下令停止洗劫活动,所以与1204年洗劫了这座城市的基督教入侵者相比,伊斯兰入侵者对待这座基督教城市要更好。那次洗劫之后,君士坦丁堡几乎一半的居民在1346至1349年爆发的黑死病中丧生。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已远非鼎盛时期了,由于拜占庭帝国经济和领土上的衰落,这座城市的人口严重减少。实际上,当时这座城市几乎就是一系列的村庄,由大片田地分隔开来,外面由建于五世纪的狄奥多西城墙围着。

   在征服了这座古罗马都城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沿多瑙河和亚得里亚海建立起坚固的军事防线,来防御匈牙利和威尼斯。他占领了塞尔维亚的金矿和银矿,围困贝尔格莱德。之后又平定了阿尔巴尼亚。在斯坎德培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多年来一直是土耳其人的心腹之患。斯坎德培是一位军事领袖,仿效亚历山大大帝为自己命名,背后有威尼斯的支持,由于土耳其人在巴尔干西部地区的扩张,意大利城邦变得谨慎起来。1459年,土耳其人攻陷雅典,一年后,除几个威尼斯人聚居地外,土耳其人征服了希腊其余地区。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亲自去解决罗马尼亚对保加利亚的入侵,这次入侵是由土耳其人叛变的属臣伯爵德拉库拉·弗拉德三世,这位就是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原型。

   1465年,威尼斯人与匈牙利以及斯坎培德组成了反土耳其人联盟。他们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479年,威尼斯人设法避开了土耳其人在亚得里亚海的路线,征服了安纳托利亚附近的爱琴海岛屿。但是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领土则遭到土耳其人的入侵。匈牙利国王马提亚与摩尔达维亚大公斯蒂芬三世(1457-1504)结盟,因此反土耳其人阵线中又多了一位盟友。在多年的忽视之后,基督教终于结成了广泛的联盟,来遏制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地区和地中海东部的扩张。

   穆罕默德的对策是直接攻打意大利,他称自己是拜占庭皇帝的继任者,试图效仿查士丁尼,控制意大利。欧洲因此迎来了具有纪念意义的转折点。1480年,穆罕默德派兵侵入意大利,向罗马进发,企图惩罚教皇支持威尼斯和反土耳其人联盟的行为。这支部队攻占了奥特兰托,正准备向内陆进发,这时传来了苏丹驾崩的消息,于是他们就在1481年终止了计划。当时,土耳其人基本完成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占领奥特兰托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警告。如同七百年之前一样,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战争已经是生死存亡之战了。但是,在15世纪末期,虽然拜占庭帝国不复存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比七百年前要更加强大。

   另一方面,欧洲日益依赖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和中东的控制切断了欧亚之间主要的陆上贸易通道。因此,很多欧洲人开始认真考虑经由海上到达亚洲,在这种背景下,于是有了哥伦布1492年前往美洲的航行,有了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前往印度和欧洲的环球航行。

   这些航海家对新道路的探索增强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势力,孤立了土耳其人,切断了其从远东和欧洲贸易中获利的渠道。直到16世纪,欧洲人还是通过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但是不断增加的成本促使他们去寻找一条新的贸易路线,一条避开土耳其人、也避开萨菲王朝统治的伊朗和马穆鲁克王朝统治的埃及的路线。土耳其人对贸易的控制和垄断最终削弱了自己,刺激了欧洲的活力。

   与君士坦丁堡的衰落相对应的是莫斯科的崛起,那里的俄罗斯人自称“第三罗马”。实际上,与土耳其人皇帝一样,俄罗斯人也声称自己是拜占庭的继承人。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导致了两个帝国之间的战争。在18和19世纪,俄罗斯军队不断靠近君士坦丁堡。塞尔维亚的斯特凡•杜尚沙皇和保加利亚的伊凡·亚历山大沙皇都曾经声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

   以上三者中,俄罗斯人是坚持得最久的,因为他们和拜占庭一样是基督徒。而且不像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那些小领主,他们不久就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10.4 新大陆,新道路

  也许没有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没有对奥特兰托的攻击,没有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也就不会有人赞助哥伦布从西方到西印度群岛的航行。这个大胆的设想具有长远意义,但在当时并不会削弱土耳其人对地中海的控制,不会使其降低高昂的关税。这也是土耳其人实行扩张军事政策的财政来源。正如我们所见,土耳其人指望着不断的征服行动能将战火燃至意大利。新道路的发现以及土耳其人的不断强大最终将地中海地区边缘化了,这反过来给了土耳其人致命的伤害,因为它失去了收入来源,也无法参与美洲的贸易,分享来自美洲的财富。同样也削弱了它的宿敌,即意大利拥护教皇的松散联盟、威尼斯以及西班牙-热那亚联盟。

   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自蒙古帝国称霸亚洲开始已经延续四五百年了。欧洲人通过安全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与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贵重的货物如香料、丝绸、鸦片等通过这条道路流向欧洲。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这条陆上贸易通道变得更加难以通过,更加危险。葡萄牙航海家试图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海上通道。1470年,佛罗伦萨天文学家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上书葡萄牙国王称,一直向西航行将会比绕道欧洲更快到达中国和香料群岛。当时葡萄牙发现一条绕道欧洲通往亚洲的海上路线,是一条沿着海岸线的安全航线,腓尼基人可能也走的是这条航线。1488年,在土耳其人到达奥特兰托八年后,欧洲人取得了重大突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到达了现南非的好望角。同一时期,哥伦布采纳了托斯卡内利的建议,向葡萄牙人提议,向西航行穿过大西洋到达印度。但是,迪亚士的发现已经将葡萄牙人的注意力转到了东南的通道,因此大大阻碍了哥伦布的提议的推广。[4]

   托斯卡内利和哥伦布的提议非常大胆。虽然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大多数西方的知识分子能够理解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但更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是地球是平的。再加上要在一段时间内冒险通过宽阔的海洋,没有任何陆地可以停靠,简直是困难重重。一些错误的猜想和计算使哥伦布推测从日本到加那利群岛的距离是3700公里,关于日本的记载来自于几世纪前的拉丁旅行者。在15世纪,还没有任何船只能够装载足够的食物和淡水,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航行,而且在没有地图的开阔海面上航行,风险极大。很多欧洲航海者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至亚洲的计划是不可行的。

   哥伦布从葡萄牙行至热那亚和威尼斯,没有人愿意支持他。他还让他的兄弟巴塞洛缪向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寻求赞助,也未成功。

 但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当时刚结束了一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将最后的穆斯林人也驱逐出了西欧。这场战争耗费巨大,因此西班牙人渴望在与印度的贸易上,能有超越其它欧洲国家的竞争优势。哥伦布的提议虽然靠不住,但一旦成功就能为西班牙带来其渴望的优势。

   西班牙资助了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在他回来后,又支持他进行了三次更大规模的航行。航行带来了大量直接或间接财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动态格局。

   很难用几句话来说清发现美洲的巨大的革命性意义。随之而来的大量的金银改变了当时的经济,从美洲传入的新作物,如马铃薯和玉米,为欧洲人们提供了空前巨大的食物来源。还有无限广袤的土地等待着欧洲人去开发,去征服。

   但最重要的是,美洲的发现,开启了欧洲接下来长达500年的扩张期。扩张最初的动机就是对于征服的狂野的渴望和传播宗教救赎的虔诚的欲望,从基督教和穆斯林教来看,政治上的扩张和宗教扩张总是齐头并进的。现代世界格局就是这段扩张期后的结果。

   在这段扩张期中,地中海地区逐渐被边缘化,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也因此而衰落。事后看,二者的衰落都是源自于自身的贪婪和缺乏远见。土耳其人终止了利润丰厚的贸易,通过征收高昂的关税,促使人们去寻找其它贸易路线。虽然对贸易的垄断能在短期内为土耳其人带来丰厚的收入,但是从长远看,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贸易和探索可以带来更为丰厚的利润,但土耳其人却无法从中分得一杯羹。

   意大利的衰落也是出于同一原因。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意大利邦国在地中海地区与欧洲的贸易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不单纯依靠丝绸之路。但是地中海地区的边缘化也削弱了意大利。同时,欧洲其它染指太平洋贸易的国家却在不断强盛。虽然海上航行的计划是意大利人首先提出来的,但是缺乏远见的意大利政权没有一个资助这一计划。也许是出于地理原因。意大利位于欧洲、亚洲、非洲十字路的中心位置,但却远离大西洋。

 不论如何,就在发现美洲同一时期,土耳其人的威胁也有所减弱,意大利又陷入内部战争的泥潭,最终引得半岛外部势力入侵。这些外部势力最终征服意大利,使意大利与欧洲其它部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此外,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东正教的影响力也不复从前,但是权力空前扩张的罗马教廷却即将遭受又一次挑战,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将又一次引发基督教世界的分裂。

10.5意大利城邦大分裂

  在15世纪的最后十年,老对手米兰和威尼斯之间又生龃龉。这次的冲突不仅限于意大利内部势力,狡猾的米兰公爵洛多威科·斯福查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结盟,鼓动其入侵半岛,支持法国夺取那不勒斯。1494年,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去世,查理八世出兵意大利,可能也希望以那不勒斯为基地,对土耳其人发动十字军东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法国军队横穿意大利,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因为意大利的雇佣军不能或者是不愿进行抵抗。面对法国军队,那不勒斯虽然组织了抵抗,但还是遭到轰炸,最终陷落。

   查理八世的出兵也暴露了意大利小城邦虽然富裕却相对较弱的本质,为以后的战争埋下了种子。实际上意大利城邦国家虽然富裕,但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都没法和欧洲大的封建君主国相比,这些欧洲大国兵强马壮,却国库空虚亟需现银。法国的野心引发了意大利北部城邦的反抗,他们于1495年3月31日组成了威尼斯联盟。联盟不但包括所有意大利较大的城邦,还包括所有其他欧洲列强。因为法国一旦占领意大利,就会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联盟成员有神圣罗马帝国、米兰、西班牙、教皇国、佛罗伦萨、曼图亚、威尼斯等。联盟军有效切断了法国军队的后退路线。法国人如果要回老巢就得杀出一条血路,最终在胜负难辨的福尔诺沃战役之后,法国军队撤出意大利。[5]

   法国第一次出兵无功而返,而意大利也未显示其有足够力量抵抗外敌。实际上,这次入侵打破了意大利的政治平衡,从而也影响了欧洲的政治平衡,意大利成为欧洲其它列强争夺利益的新战场。兵强马壮的其它欧洲大国都想要从富裕而孱弱的意大利分一杯羹。

   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国于1499年卷土重来,用的借口还是王朝继承权之类的烂梗。他们侵入伦巴第,占领它的都城米兰。他们对那不勒斯的野心也死灰复燃。之前佛罗伦萨和比萨之间产生冲突,德国皇帝已经介入,此次法国也介入其中。德国人站在比萨一边,法国人支持他们金融上的老伙伴佛罗伦萨。在随后的战争中,法国人没能征服比萨,但是却与西班牙达成协商,瓜分那不勒斯。可结果却是,两家分赃不均,在意大利南部起了冲突。最终,西班牙在1503年的切里尼奥拉战役中打败法国。那不勒斯落入西班牙手中。西班牙,一个崛起的外部强国,得益于美洲发现带来的财富,现在成为意大利半数领土的控制者,而这一部分领土恰恰也是时刻处于土耳其人威胁中的领土。

    同时,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担心入侵意大利的虔诚的信徒西班牙,也不担心土耳其人,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把关注点投向东方。教皇更担心的是威尼斯人在意大利北部的扩张。这个海上城邦国家刚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均取得了对奥斯曼帝国的胜利,接下来很有可能成为意大利海上和陆上双料霸主。教皇不是唯一忌惮威尼斯野心的人。威尼斯占领了意大利东北部的弗留利公国,这让德意志国王马克西米安也感到不安。此外,自1500年就占领米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也将威尼斯视为威胁。最后,由于威尼斯掌握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一些城镇,那不勒斯对此也心生憎恨。

   1508年12月10日,教皇策划成立了康布雷同盟,参加者有法国、教皇国、西班牙、费拉拉、神圣罗马帝国,他们达成一致,要遏制威尼斯。同盟在与威尼斯对抗中胜利了,但并没有再前进一步,因为正如之前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盟友们又重新洗牌了。法国现在更担心教皇了,于是站到了威尼斯那边。教皇号召包括英格兰在内的欧洲其余的列强一起来对抗法国,并且雇佣了数量庞大的瑞士雇佣军,他们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战士。当时在意大利发生的战争是名副其实的欧洲权力之争,而战利品则是意大利这颗地中海最耀眼的明珠。战争中财富、盟友不断变换,直到教皇和法国国王分别在1513年和1515年去世。1515年,继任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与教皇同盟的战争中胜出。至此,法国和威尼斯完全瓜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

   1519年6月28日,尽管弗朗索瓦野心勃勃,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两位国王之间的交锋成为接下来几十年的主要政治因素。

   从理论上讲,查理五世是西方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拥有来自美洲的巨额财富,还掌管那不勒斯、西班牙和德意志。但是,事情远非表面看的那么简单。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革命在德国获得广泛的支持,德国诸侯们憎恶查理的权力,支持路德与罗马教廷决裂的革命,他们也可藉此机会脱离天主教皇帝的管辖。另一方面,处于众敌环伺中的弗朗索瓦一世不得不为生存而战,甚至向异教徒土耳其人寻求帮助。1521年,西班牙从法国手中夺得米兰的控制权,并在1525年的战争中俘虏了弗朗索瓦。

   土耳其人当时的苏丹是苏里曼大帝,他给西班牙下了最后通牒,迫使其释放弗朗索瓦,然后入侵匈牙利,在1526年打败了西-德联军。弗朗索瓦被释放了,但是放弃了在意大利、佛兰德斯、勃艮第的领地。

   现在教皇又开始担心查理的权力过大,组织其它欧洲强国成立新同盟对抗西班牙。1529年,新同盟强大的军队惨遭失败,查理成为意大利和欧洲真正的主人。现在,面对多方面的威胁,面对意大利更加动荡的局势,面对不断崛起的其它欧洲国家,教皇发现,要在欧洲保持有利于自己的权力平衡简直难上加难。

   1536年,弗朗索瓦与意大利一些小城邦以及土耳其人结成联盟,再次采取行动,虽然,土耳其人并未全面介入战争,但却足以遏制查理的步伐。之后,由于弗朗索瓦没有取得任何胜利,他在1542年与苏尔曼大帝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这也是首次有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结成共同进退的联盟。他们攻击了热那亚城市尼斯,土耳其人舰队还被允许在法国港口土伦驻扎过冬。但是,尽管他们结成了“非神圣”同盟,尽管同盟足以让法国维持影响力,但他们还是没有打败查理。

 1547年弗朗索瓦逝世,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将帝国一分为二,西班牙由自己的儿子继承,德意志则由自己的弟弟继承。从此,这两个同源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淡。但当时,欧洲君主主要担心的还是北部新教国家的崛起,他们与南部的天主教国家形成鼎足之势。此外,西班牙和意大利将重点集中在防止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扩张。所以,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天主教欧洲国家,是在政治和宗教两个战线作战。

   漫长而暴力的意大利战争带来了军事方面的革命。曾经,牢固的城墙可以在数月内抵御敌人的包围,如今却在数天甚至数小时内就可被攻破。这是因为有了新的钢铁锻造的大炮和围困策略的升级。一旦到达目的地,军队就会用装载车上的重炮和射石炮攻击敌人的要塞。

   步兵采用轻枪兵和火枪兵组成的刺杀与射击战术,用轻枪兵代替了重枪兵。在意大利,野战炮兵也成为精锐部队的标配。查理的军队改用马来拉大炮,而不是之前使用的公牛。法国大炮是用之前铸造教堂青铜钟的方法铸造的,更加的轻便灵活。

   也许法国人对大炮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改进是制造出了钢铁炮弹。在之前的意大利战争中,使用的是石头炮弹,经常会在受到冲击时碎裂。水磨的发明使熔炉能够达到更高的温度,从而融化钢铁,锻造成炮弹。由于有了这项技术,查理的军队可以在数小时内攻陷堡垒,而这在过去可能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战争变得更快也更高效了。

10.6 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正式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他的论纲与被称之为异教徒的彼得·瓦勒度以及改革家圣方济各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是批判反对教廷拥有过多的财富。但是,这次的政治形势对路德有利,德意志诸侯们正在寻找借口,试图摆脱查理五世日益集权的统治。而且,与其他改革者不同,路德握有强大的理论武器,这是宗教冲突中最强的利器。因此,罗马教廷遭遇了自东西教会分裂以来首次真正的理论挑战。与瓦勒度以及其他理论贫乏的改革者不同,路德不仅引起贫苦人的共鸣,还震碎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三观。

   路德反对赎罪券,坚持认为教皇根本管不着炼狱。当时的理论是,人们可以在教皇那里买赎罪券,教皇会向上帝求情,缩短犯罪之人在炼狱受到惩罚的时间。路德还坚持认为,天主教教义中关于圣徒美德的言论,在福音书中根本找不到根据(当时犯罪之人也可以向圣徒祈祷,圣徒据说也可以向上帝求情,缩短罪人在炼狱的时间)。马丁·路德的理论传承自奥古斯丁,他抛弃了托马斯的理性主义。对于普通人来说,托马斯的理论太难懂了。他认为,有必要在生活中重新发现基督。他坚持,只有足够虔诚,才能获得救赎,不需要一个理性的过程,那样太受制于凡俗事务了。[6]

   德意志境内的新教改革运动立刻变得多样化了,其它宗派被路德激发,也相继起来革命。新教中最大的两个流派是路德宗和加尔文宗。路德宗的信徒主要分布在德国、波罗的海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等地区,在法国、瑞士、匈牙利、荷兰、苏格兰等国家也有路德宗信徒。

   1547年之后,新教改革运动极大地影响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虽然亨利八世在15世纪30年代就使英格兰国教脱离了罗马教廷,但他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宗教原因。宗教改革不可避免地分裂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奏响了延续至今的大分裂的序曲。以奥地利为中心的德意志南部地区成为天主教的地盘,而以数个挑战旧秩序的公国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则奉行新教。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流派,在欧洲大陆还兴起了其它宗教改革运动,其中就包括激进宗教改革派,他们反对路德与德意志诸侯们的协议。

   从技术层面来说,印刷机的推广使得本国语宗教文字材料得以迅速传播。路德还首次将圣经翻译成德文,使得普通民众可以直接解读,不需再通过牧师从中指导。在之前几百年里,天主教和东正教信徒一直得通过牧师来解读圣经。

没有了晦涩的拉丁文的束缚,人们能够完全理解宗教庆典的仪式。截至1530年,已知的出版物种类超过1万种,总数达1千万。因此,宗教改革也是媒体革命。路德还为普通人撰写了小本教理问答,为牧师撰写了大本教理问答,通过教会对人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天主教之后也效法了这一体系,只是组织化程度要更高。这同时也促进了本国语的传播,从而使之前因拉丁语而结为一体的欧洲进一步分化。

   天主教针对新教改革发起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其中,新成立的、组织严密的耶稣会起到了重要作用。耶稣会士还担负着将天主教传播至全世界的使命,因此他们来到了亚洲,来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地。总体看,北欧,除爱尔兰和波兰外,是新教地区,南欧是天主教地区,而中欧则是天主教和新教尖锐对立的地区。这一对立最终导致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几乎毁灭了欧洲大陆。

   虽然在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之后,土耳其人的威胁有所减轻,但并未完全消除。因此,直到17世纪末,南部的天主教国家都在双线作战,既要对抗新教国家,又要对抗穆斯林国家,两者对它们来说都是极为危险的,关乎它们政治和宗教上的生死存亡。

   改革破坏了教会的等级制度(与东正教不同,仍然是家长制的组织),给予新教诸侯更大的权力。他们不必听命于教皇,也摆脱了皇帝。但是,新教也失去了操纵信徒的利器。民间兴起一股寻找耶稣的风潮,农民纷纷起义,但遭到了诸侯的严酷镇压。

   宗教改革也赋予当地诸侯更多自主权,他们可以独立于任何政权,完全自己做决定,从而催生了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就是由中世纪的公国和王国进化而来的。中欧的这些公国和王国现在完全是独立的领土了,既不受制于教皇,也不听命于皇权。

   宗教改革的成功是由两个让人无法忽视的新因素促成的。一个因素是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使得天主教集中力量对付苏里曼大帝这位强大的敌人,也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帝国的皇帝。另一个是西班牙介入意大利,严重削弱了教皇的力量。也许没有以上两个因素,德国诸侯还不会那么毫不犹豫支持并庇护路德的改革,路德最后可能只是和圣方济各一样,成为促进欧洲和天主教改变的一股积极力量。而天主教或许至今还在统治着欧洲大陆。

   另一方面,几十年里,各路力量也在纷纷成长。法国的上升,德国诸侯之间长期的、来之不易的和平都表明,欧洲地区不希望坐拥美洲财富的西德帝国变得更加强大。从这方面来看,宗教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因子。

   而意大利的角色只是这场大游戏中一个有价值的小兵,是阻止土耳其人和推进宗教改革相当重要的一环,在16世纪甚至是最中心的一环。但是却不像14、15世纪那样是唯一的一环。

10.7贫穷还是富有?

新教在北欧的扎根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欧洲大陆对财富产生了道德分歧。北欧人开始认为财富是上帝恩惠的象征。人们无法通过行动或特定行为进行自救,但上帝可以选择对谁施恩。人们无法自救,商业上的成功和财富即预示着上帝的泽备。上帝会优待特定的人,给予他们好运。

   这种宗教上的财富观改变了个人和社会的行为准则。人们开始寻求商业上的成功,看看自己是否是被上帝保佑的人。人们抛弃了几百年来基督教教义对金钱的定义,不再认为它是“魔鬼的污泥”,而把它看成是上帝恩惠的证明。而获得财富的人也没必要炫耀,因为能获得财富不是因为他们值得拥有,也不是对他们行为的奖励,只是上帝的恩惠。因上帝恩惠而获得的钱也不能用于慈善,因为这会使那些不被上帝庇佑、没有好运的人更加懒惰。因此这些钱只能用于投资,产生更多的钱。

   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清教徒愿意在天职中劳作;而我们现代人只是被迫如此。因为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密室中被引入到日常生活中,并且开始主宰世俗的道德观时,它便在庞大的现代经济秩序的体系建构过程中扮演了应有的角色。而这秩序如今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这些制约条件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秩序机制中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那些与经济获利直接相关的人。或许,这种决定权会一直延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那一刻。在巴克斯的观点中,对于身外财富的关注,只应如同是‘披在圣徒肩膀上的一件轻薄的斗篷一样,随时可以弃之一旁’。但是命运却注定了这个斗篷将成为一座铁的牢笼。”[7]

   这为北欧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道德根基和动因。新道德伦理观也打破了对时间和金钱的旧有偏见。收取利息这个金融中的关键因素之前在基督教世界是被禁止的,因为基督徒不可以用时间来赚钱,时间是上帝的。我们前文提到,佛罗伦萨人设计了复杂的程序通过汇率收取利息,或者让非基督徒犹太人进行这种不道德的、但是必须的借贷生意。随着对钱生钱的旧道德偏见不断瓦解,用钱投资反而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因为因上帝祝福得来的钱既不能随便花也不能做慈善。货币市场的风向完全改变了。借贷生意不再是犹太人的专利,基督教银行家也不用偷偷摸摸收取利息了。借贷这一现代金融的基础,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了,而且几乎成为上帝赞许的行为了。

   但是在欧洲南部以及作为欧洲商人摇篮的意大利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抵抗宗教改革的对策,天主教会更加关注与财富无缘的下层社会的人民。在这里,那些贫困的、受苦的人民不是没有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了,他们在尘世受苦是因为得到上帝的庇佑,使他们保持纯洁,死后更容易升入天堂。富人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看顾穷人的苦难,帮助他们获得上帝恩赐的必须的奖励。因此,社会形成了稳固的道德架构。上帝对每个人都有所安排,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穷人不应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愤怒,因为他们会获得最终的奖励。而富人应该照看穷人,也许是在教会的帮助之下吧,因此教会作为协调贫富阶层的中间人,地位进一步稳固。

   新教世界的穷人们有的去寻找富起来的机会,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有的则开始推动激进的平均主义运动,如再洗礼派,他们认为大家应该一起工作,分享财富。

   在天主教世界,富人依赖慈善和教会使穷人不至于对自己的生活过于不满,从而安于其位。因而创造了稳定社会的理想模式。其中,富人不想去投资,去拿自己的钱冒险,而穷人也不想奋斗去改变命运,他们依赖上帝的善意,而这种善意是通过富人的慈善和教会传递的。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在欧洲北部,贫穷遭到唾弃,被认为是耻辱的象征,是不被上帝祝福的明证。而在欧洲南部恰恰相反,贫穷成为上帝恩惠的证明。贫穷使人们能避免财富带来的恶行、贪腐、堕落等罪行。不论是主动寻求还是天生如此,贫穷都是上帝庇护的证明。

   当然,欧洲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强烈而持续的,上述只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简化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17世纪开始,伦理道德上的分歧开始显现了,处于不同社会的人们开始遵循不同的行为准则。

   欧洲整体的社会稳定对于野心勃勃的、横贯大陆的大国,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等是有益的。而社会的积极的动态调整则有助于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如荷兰和德国北部地区的生存和繁荣。这些地区先是被西班牙包围,后又受到法兰西的围困。有趣的是英国,这个萌芽中的帝国即将与西班牙和法兰西展开竞争,它的宗教是新教世界中最接近天主教的教会模式。

10.8土耳其人挺近地中海

  在16世纪,由于将大部分精力都用于阻止土耳其人的扩张上,意大利开始加速衰落。自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人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威胁。苏丹声称要在地中海建立新的罗马帝国,插手欧洲事务,帮助法国对抗更加强大的西德帝国。当时的亚平宁半岛,尤其是罗马,非常热衷于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宗教地位,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地中海罗马帝国,虽然这在理论上是他们的根。他们考虑的明显是欧洲与亚洲和非洲的关系。

   实际上,在16世纪中叶,奥斯曼是地中海地区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自16世纪初在巴尔干地区遇到麻烦以后,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一世大大拓展了东方和南方的疆土,大败波斯国王伊斯梅尔,将埃及收为属地,建立红海舰队。短短几年内,土耳其人推翻两大对手波斯王国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成为穆斯林世界绝对的主人。那就意味着欧洲列强无法有效发动穆斯林内部国家对抗土耳其人。但土耳其人却可以通过与欧洲国家联合,插手欧洲事务,它曾经与法国和威尼斯联合对抗西班牙。

   在向东部和南部扩张完成后,土耳其帝国的苏里曼大帝(1520-1566)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方。1521年,土耳其人占领贝尔格莱德,征服了匈牙利王国南部和中部地区。1529年土耳其人包围了维也纳,但最终并未攻下这座城市。在东方,土耳其人于1535年攻下巴格达,波斯人被迫向东迁移。土耳其人因此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其舰队也开进了波斯湾。奥斯曼帝国并未像阿拉伯人一样征服波斯帝国。东部的波斯人对土耳其人来说还是一个麻烦,但在很多年内却不再能威胁其安全。从许多方面看,土耳其人的扩张策略效法了拜占庭人,但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8]

   土耳其人成功的一个原因是与法国结成强大的联盟。在土耳其海军司令巴巴罗萨和图尔古特率领的土耳其军队的支持下,法国在1543年占领尼斯,1553年占领科西嘉。此外,新教的兴起也对土耳其人有利。

 全球性的竞争开始了。葡萄牙人试图绕过土耳其人,于是寻求与亚洲国家结盟对抗奥斯曼帝国,就像土耳其人与法国结盟一样。葡萄牙人在亚丁建立了基地,也找到了盟友,但是在1559年的一场战争中被土耳其苏丹打败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因此沿着非洲东南部海岸一直扩张至非洲之角。同时还扩大了自己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与索马里的阿朱兰苏丹国结成同盟一起对抗葡萄牙人。

   奥斯曼帝国成立了红海舰队,在一段时间里,成功遏制了葡萄牙的香料贸易。在这段时期,土耳其人也在打压印度洋上的新兴欧洲国家。奥斯曼帝国派遣全副武装的舰队去支持肯尼亚和苏门答腊北部亚齐的穆斯林守护者,保护它自己的香料和奴隶贸易。在亚齐,奥斯曼建立了要塞,安置了大炮。奥斯曼还帮助荷兰的清教徒对抗天主教西班牙。

   但是,主战场还是地中海。在那里,土耳其人向西挺近。1538年,查理五世的舰队在普雷韦扎海战中战败,土耳其从此开始对地中海东部长达33年的统治。弗朗索瓦一世派遣了一支舰队想要重新占领那不勒斯,他还向苏里曼求助。在这场战役中,威尼斯一面提防坚定支持西班牙的热那亚人,一面与土耳其人小心翼翼地周旋。但是,奥斯曼人整体推进,一个一个地占领了威尼斯在地中海的岛屿。

   1566年勒班陀战役前夕,土耳其帝国人口达到1500万,分布在三个大陆上,它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海上霸主。

   在16世纪中叶,土耳其人对地中海地区的控制,特别是对东部和北部地区的控制看起来是牢不可破的。1565年,西班牙占领了之前由中国商人控制的菲律宾马尼拉地区。这个城市即将成为西班牙在亚洲的香料和丝绸贸易的中心。然后西班牙商船航行至墨西哥,穿过大西洋将亚洲货物运至欧洲。经由美洲大陆的新的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与通过土耳其人控制的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旧道路相比,这条路更长,但也更安全,成本更低。

   经由美洲到达欧洲的新线路完全脱离了土耳其的控制,并最终导致土耳其资源和权力的流失。如果土耳其人能注意到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路线和操作,他们本应该更加谨慎的,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势不可挡,打压威尼斯人,最终因多线作战付出代价。

   威尼斯与教皇之间的关系开始回温,教皇牵头在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成立了联军。土耳其人在1570年占领了尼科西亚和威尼斯在塞浦路斯的其它领地之后,于1571年包围了法马古斯塔的联军,联军虽然没能保住法马古斯塔,但在1571年10月7日与土耳其人在勒班陀开战。战争规模巨大。土耳其人损失了70艘战舰,共有15000人丧生,联军方面约有7500人丧生。土耳其人虽然战败,但并没有损伤多少元气。由于威尼斯人一直提防西班牙阵营的热那亚人,联军不久之后就解散了。威尼斯不得不脱离联盟来防止受到西班牙控制,从而保持独立的地位。

  勒班陀战役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自15世纪以来,他们在海上就没遇到过敌手。战败被认为是神对他们过于自大的惩罚。但是土耳其人不惜血本,在短时间内就重建了舰队,并效法战胜的威尼斯人装备了三桅划桨炮舰。1572年,在战败6个月后,土耳其舰队的150艘战舰、8艘三桅划桨炮舰已经准备就绪了,舰队总共有250艘船只,其中包括8艘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大型军舰。有了新舰队的奥斯曼帝国能够巩固其在地中海东部的霸主地位了。1573年3月7日,威尼斯人由于不想被西班牙吞并,与土耳其人签订协议,承认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奥斯曼海军攻击了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沿岸地区,这些地区在地势上处于弱势。

   还有许多因素阻碍了土耳其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扩张。比如东部的波斯人又开始蠢蠢欲动,土耳其整整损失了一代优秀的水手和弓箭手,短时间内不可能培养出经验丰富的海军等等。此外,得到威尼斯支持的基督教国家联军已经证明自己能牵制住奥斯曼帝国。而且,在勒班陀战役之后不久,土耳其人又一次战败,损失惨重。奥斯曼帝国在1510-1520年期间一直陷于内战之中,消耗很大。

   无论如何,在16世纪70年代,奥斯曼帝国变得更加谨慎,在法国的协助之下,土耳其人能够控制所有北非沿岸地区直至直布罗陀海峡。基本上,地中海地区的所有贸易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因此,在下个世纪,他们改变了进军欧洲的策略。土耳其人试图从巴尔干半岛挺近欧洲,将意大利围困起来。这样,只有紧邻太平洋的沿岸城邦才能自由地与美洲和亚洲进行贸易。欧洲和意大利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贸易路线。

10.9俄罗斯的崛起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俄罗斯,这个之前一直默默无闻的王国,也开始声称自己是拜占庭的继承人。与穆斯林土耳其人相比,俄罗斯人由于希腊的关系,继承顺序要更靠前。而且他们还继承了希腊的东正教,教会首脑、宗主教等与统治者的关系十分紧密。

   16世纪,俄罗斯人开始在欧洲政治中崭露头角。他们在15世纪统一了各自为政的斯拉夫公国,将立陶宛人打回北方,野心也因此膨胀。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最后一个信奉希腊东正教皇帝的死亡,莫斯科开始以“新罗马”自居,认为自己是东正教的大本营。[9]此外俄罗斯还摆脱了蒙古人,伊凡三世(1440-1505)在1472年娶了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加斯的侄女索菲亚·帕里奥洛加斯。莫斯科王室在用语、仪式、头衔、标志上开始效法拜占庭帝国,如俄罗斯盾徽上的双头鹰即来自拜占庭。伊凡三世宣布自己对俄罗斯所有诸侯和贵族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拒绝向鞑靼人纳贡,攻击了当时已经分为几个汗国和属地的金帐汗国。伊凡三世的攻击最终导致衰落的金帐汗国彻底的失败。

   俄罗斯第一位正式加冕沙皇的统治者是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绰号恐怖的伊凡。沙皇的称号源自东罗马皇帝的名号“凯撒”。

   伊凡四世是1547年加冕的,他的加冕仪式完全效仿拜占庭皇帝。在特权贵族波维尔的帮助下,伊凡整饬军队,重组地方政府。他还向南部扩张,与鞑靼人开战,但双方并未分出胜负。1571年,勒班陀战役的同一年,当俄罗斯人因军事损失、瘟疫、粮食歉收而国力减弱时,鞑靼人以克里米亚为基地趁机洗劫了俄罗斯中部地区,并烧毁了莫斯科。

   虽然,俄罗斯人先是与瑞典和立陶宛联军作战,将其打回了北方,又在17世纪初遇到西部波兰的威胁。但是这都没能阻止其从欧洲东北部开始的扩张。在17世纪初期,中国的明朝遭遇北方不断壮大的满族人威胁时,俄罗斯人开始向西伯利亚扩张。或许是满族人全副精力都放在征服更富裕的明朝方面了,无暇顾及当时大片的、被遗弃的西伯利亚平原和森林。1648年,满族人已经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俄罗斯人也开辟了美洲和亚洲之间的路线。几年之后,俄罗斯人已经到达中华帝国的外围黑龙江流域。

   最初,俄罗斯人与几个蒙古部落联合起来对抗清廷。但在,1689俄罗斯人与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俄罗斯人放弃了黑龙江流域,但却获得了通向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通道,以及通往北京的贸易路线。与中国之间的和平强化了俄罗斯人17世纪中叶在太平洋上获得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当时地中海地区完全在土耳其人掌控之中,意大利被西班牙、法国、德国、土耳其包围,挣扎求存,而俄罗斯人却开辟了从中国到波罗的海的新贸易路线。这条贸易路线的终点是德国北部日益独立的城市,它们原是汉萨联盟的成员。

   当时与中国之间的新贸易路线已经有两条:一条是从北方经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北部地区;另一条是通过大西洋。而17世纪的意大利地位已经远没有从前重要了。但是,直到几百年以后,意大利和世界才完全弄清楚当时的状况。

[1] For this section see Arfaioli, Maurizio. The Black Bands of Giovanni: Infantry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Italian Wars (1526–1528). Pisa: Pisa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See for this part see Holt, Peter Malcolm, Ann K. S. Lambton, and Bernard Lewi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31–232. Shaw, Ezel Kur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7.

[3] For this section see Fletcher, Richard A. The Cross and the Crescent. Penguin Group, 2005. Harris, Jonathan. Constantinople: Capital of Byzantium. Hambledon/Continuum, 2007. Harris, Jonathan. The End of Byzantiu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See Cohen, J.M. The Four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Being His Own Log-Book, Letters and Dispatches with Connecting Narrative Drawn from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by His Son Hernando Colon and Others. London UK: Penguin Classics, 1969.

[5] For this section see Arfaioli, Maurizio. The Black Bands of Giovanni: Infantry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Italian Wars (1526–1528). Pisa: Pisa University Press, Edizioni Plus, 2005.

Arnold, Thomas F. The Renaissance at War. Smithsonian History of Warfare, edited by John Keegan New York: Smithsonian Books/Collins, 2006.

[6] See Cameron, Euan.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 (Seco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atrick, James.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New York: Marshall Cavendish, 2007.

[7]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Other Writings. Penguin, 2002. 181.

[8] See for this section Imber, Colin.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And Wheatcroft, Andrew. The Enemy at the Gate: Habsburgs, Ottomans, and the Battle for Europe. Basic Books, 2009.

[9] For this section see Modernizing Muscovy: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Russia. Eds. Jarmo Kotilaine and Marshall Poe. Routledge,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