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稳定和革命


15.1基督教民主党复杂的权力体系

   在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下,意大利经历了现代以来最长的一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期。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段时期最终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了。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是第一个为了国家利益利用天主教文化和传统力量的党派。那些利益介于普通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派力量非常重要,但他们也很难争取,为打动这些人,基督教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重要的土地改革,赋予小农户以自主权。

   从大地主手中分离出来的小农场被分配给农民。此外,在当政期间,基督教民主党还出台一系列法律,保护雇员免遭剥削,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为大城市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

   基督教民主党还进一步完善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这些中小企业未来将成为意大利的经济支柱。这些政策与意共在其中部和北部的辖区内观照贫困人群需求的政策相一致。基督教民主党的这些政策从两方面影响了意共的发展,一方面是使意共辖区的普通民众觉得两党之间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另一方面是推动意共远离激进的斯大林主义政策,拥抱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发展的政策,而不是完全废除财产私有。

   最终,在多数情况下,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共之间的斗争并非基于政策而是基于好感度,就像两个足球俱乐部之间的竞争一样。在这方面,基督教民主党始终保持与天主教廷的利益一致,很多教宗都能从意大利政策中获得直接利益。此外,基督教民主党还保持与意大利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利益一致。因此,它拉近了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件事。因为,美国主要是由欧洲逃避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建立起来的,他们对教皇的仿佛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

   美国和梵蒂冈发现,在面对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苏联时,他们是彼此最好的盟友,他们之间的盟友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梵蒂冈对苏联统治下的人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官方推行无神论政策,但普通民众仍继续信仰天主教或者东正教,因此直接或间接向罗马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和指导,间接的例子包括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东正教信徒。由于与华盛顿和罗马的关系,基督教民主党会直接或间接因罗马的这种凝聚力受益。

        在1954去世之前,加斯佩里一直任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之后接替他的是较年轻的阿明托雷·范范尼。范范尼主张政府应进一步干预经济,政党应远离工业家群体以及企业联合会等,还要进一步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基督教民主党之前严重依赖天主教公教进行会进行组织建设。而且,在过去几年里,基督教民主党开始发展覆盖全体公民的福利制度,之前的福利制度只覆盖全职工作人群。

   1960至1961年,时任总理的范范尼和基督教民主党新任书记阿尔多·莫罗开始推动社会党加入政府。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他对于社会党人加入地方政府没有任何意见,完全可以接受。1962年1月,莫罗在党代表大会中提出接纳社会党人进入政府的建议,得到大多数的支持。虽然,社会党人直到1963年末才加入政府,而且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实行大范围改革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电力公司进行了国有化改革,并且被并入电力机构,义务教育延长至八年。

   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基督教民主党和其组建的联合政府内部均产生分裂。基督教民主党内部的右翼分子,以及与其结盟的党派如意大利自由党等内部的右翼分子,十分警惕占用私营经济的资源并提高贫困人口福利的改革,觉得这样会榨干国家资源。他们觉得这些改革措施有可能使共产党掌握政权。而上述党派中的左翼分子,如社会党等,则致力于将穷人纳入新意大利福利体系,并提供更多进步的机会,并将之视为最能削弱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诉求和压力的策略。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法西斯分子和部分军人企图发动政变。同时,在1968年,当共产主义诉求在街头蔓延的时候,不受共产党控制的新左派诞生了。这些新派别带来的挑战,以及意共激进的小分支宣言派在七十年代的崛起,给意共带来了很大压力。

   而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更大。党内的处境折射了意大利社会的困境。一派觉得,对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抗议活动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镇压,而另一派则支持通过和平对话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为止运转良好的双管齐下策略看起来有可能在左右派共同的压力下停摆。

   1969年12月12日,米兰丰塔纳广场农业银行分行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导致17人丧生,88人受伤。这是在警察和示威的工人和学生长达一年的紧张对峙后,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调查首先集中在左翼无政府主义者身上。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真相越来越清楚,这是新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情报界的不法分子的协助下实施的。

   12月15日,无政府主义者皮诺·皮内利在被警探路易吉·卡拉布雷西拘留期间从窗户坠落死亡。对爆炸事件的调查随即引发疯狂的后果。皮内利的死被认为是警察违规行为导致的。这一事件以及变得越来越可疑的爆炸事件,使得极左派认为基督教民主党是想趁此机会根除反对派,就像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所做的那样。因此,左派分子认为应采取武装斗争,以恐怖反击恐怖。他们受到了苏联间谍的支持。苏联想将意大利变成一片泥潭,使北约和美国深陷其中。这样做的好处是非常大的,因为意大利是梵蒂冈所在地,而梵蒂冈对苏联阵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意大利地理位置特殊。如果意大利失守,北约在东方及南方阵线都会受到掣肘。意大利陷落的危险性及威胁性要比越南和古巴大上数倍。而古巴和越南都正在进行残酷的内战。同时,如果意大利屈服于压力,为对付共产主义极端分子而变成独裁政府,也会正中苏联下怀,因为苏联曾称,西方对社会需求的唯一反应就是采取法西斯主义。

   在那一历史时刻,基督教民主党和教会的巨大贡献是保持中间道路,平衡反对力量。这一理论也体现在反对“对立的极端主义”政策上。在波涛汹涌的政治风浪中,基督教民主党成功驾驶意大利这艘航船扬帆前进,使其既不落入法西斯主义者的手中,也不落入共产党的手中。

15.2 1968年学生运动

  历史学家至今仍不甚清楚,为什么在1967至1969年,几乎全世界都兴起了学生运动的浪潮。美国的学生运动是为了反对越战。中国的文革也引发了连锁反应。在六十年代中期罗马举行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廷进一步向世俗社会开放。在传统的共产主义党派中兴起了一股更加关注社会需求的新思想流派,这一思想并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地缘政治学。

   在法国,让-保罗·萨特认为,共产主义是出于深深的、个人的、存在主义动机。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则试图更新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并将其应用在新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这个社会与一百年之前相比,工人们工资福利提高了,工时缩短了,但仍受到剥削。天主教虽然反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但也在为世界范围内的工人和贫困阶层争取更大的权力,牧师们认为,这证明教会在保护穷人方面可以做得与共产主义者一样好,甚至会更好。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很多牧师最后都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对旧的特权保守阶层。因此,在共产主义和天主教运动外围开辟了新的维度。此外,中国的文革在意大利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文革中,青年学生被发动起来对抗党的官员,在一些意大利人看来,这类似于托洛茨基提出来的“不断革命论”。

   此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就是内外问题相互交织,因此社会的动荡期更长,动荡也更剧烈。国内,工人阶级提出的社会诉求中掺杂着区域诉求。

   社会诉求包括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大的政治参与度,同时伴随的还有南方人对更好的发展机会的诉求,而且这一呼声越来越高。在经过多年发展南部的投资之后,南方的发展仍然大大落后于北方。此外,很多南方人都移民至北方,因此导致很多有不同社会和区域诉求的人聚到了一起。

   共产党试图引导并利用这一运动,但不久即回避了。新发展起来的几个小派别想要组织学生运动,但是工人们仍然在意共的旗帜之下。这些派别包括斯大林派,他们谴责意共背叛了莫斯科,有托洛茨基派,他们谴责意共被莫斯科牵着走,还有一些坚定的毛派,他们挥舞着红宝书。在一片性质不明的混乱中,有两个派别脱颖而出,成为左派中仅次于意共的势力。其中一个是“继续战斗派”,他们在几年时间里迅速成长壮大,主要通过同名日报进行活动,曾一度非常成功。这个派别在大工厂里那些新近移民又没什么专业技术的年轻工人中影响非常大。

   “继续战斗派”组织松散,支持随心所欲的嬉皮士和佩花嬉皮士,支持兴奋剂合法化。“继续战斗派”最初致力于开展自发的暴力行动,是第一个建立可怕的“军事组织”的派别。他们特意培训一些人专门进行街头暴力对抗,并配备木棒和铁棒用来袭击警察。随后这些人开始用刀和枪,一些人加入了恐怖组织。1972年“继续战斗派”迎来关键时刻,他们刺杀了警探卡拉布雷西,刺杀命令是由派别领导人下达的,几个激进分子执行的。1972年不法情报官员在丰塔纳广场爆炸事件中的作用已经查清了,“继续战斗派”的报纸攻击卡拉布雷西是造成无政府主义者皮内利死亡的首犯,并发动其它媒体也对他进行攻击。

   “继续战斗派”日报的行动得到其它意大利媒体的支持。因此派别领导人可能觉得应更进一步,刺杀卡拉布雷西,推动国家向革命靠近。然而,暗杀事件适得其反,反而使更多人支持政府和警察。派别领导人害怕了,开始临阵退缩。但是,整个派别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了,因此,几年内就解散了。派中激进分子分裂为两派,报纸也停刊了。一些激进分子受派别思想的影响,选择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动和偷盗行为,或者变成嬉皮士;另一些激进分子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

   他们遵循的理论是十九世纪的那套旧理论,即恐怖主义会导致政府瘫痪,因此会激发更多的恐怖主义来对抗政府,又导致更大范围内政府的垮台。恐怖和压迫的良性循环最终会导致大规模的游击战,引发革命。但是在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有更复杂的一面。运动中很多激进分子既反对美国霸权,也反对苏联,甚至相比美国,更反对苏联。

   但是,政府并没有上钩,对恐怖分子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最低限度的镇压,最终将其连根拔起,拯救了意大利的民主和自由。

   另一个派别同样是围绕一份报纸凝聚起来的,这份报纸就是《宣言报》。派内核心成员是前意共高层和知识分子,他们因为支持中国的文革从意共分离出来,党内的其它人是反对文革的。这个派别并没有具体的组织,试图走一条介于政治演变和革命之间的路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红色旅兴起,他们的行为在左派内部引发巨大分裂,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而《宣言报》则既不站在政府一边也不站在红色旅一边。

 这一立场使报纸被意大利主流孤立,但是报纸的报道和观点因其非常规性,也吸引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兴趣。由于“继续战斗派”报纸停刊,《宣言报》成为议会外共产主义者表达观点的唯一阵地。

   运动虽然在民间以及对公众的观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选举的影响微乎其微。在那些年里,左派多次尝试在选举中碰运气,结果都是惨败。

   另一方面,选举只是问题之一,因为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在意大利取得了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因此引发了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争论。但是意共在文化上的优势并没有转变为国家政权层面的优势,因为莫罗这位天才政治家,改变了游戏规则,与意共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进行了历史性妥协。

15.3历史性妥协

   1973年智利发生反对左派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随之而来的是对左派的残酷镇压。这一事件使意共十分震惊。当时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使得意共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但是,智利政变传递了非常明确的讯息:即使意共在民主选举中获胜,美国和北约也不允许它掌握政权,因为意共是苏联冷战策略的一个工具。因此,这不仅是意大利政治问题了,而是国际政治问题。1974年,为了与美国建立联系,当时意共的领导人贝林格在党的理论期刊上发表了四篇文章,表示可以接受与北约合作。这在意大利国内外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苏联觉得意共靠不住了,而美国仍然不信任意共。此时,莫罗提出与意共进行对话和外部联合,就如同对待五六十年代加入政府之前的社会党那样。对此,社会党感到非常气愤,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加入政府会使自己处于边缘化地位。社会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合,在议会投票中起到关键作用,如果基督教民主党与共产党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党会失去其关键地位。而意共中最为激进的分子则感觉到被背叛了,因为他们被迫放弃了通过革命彻底改变意大利的梦想。同时,如同十五年前社会党加入政府之前一样,右派又一次觉得政治的天平向左派倾斜了,感到地位受到了威胁。

   意大利社会结构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4年,投票通过了准许离婚的法律,这深深触动了笃信天主教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士,在他们心里,家庭婚姻关系是神圣的,因此不应被解除。在很多传统派人士看来,同意离婚是社会道德瓦解的开始,将引发非常可怕的后果。不久,在左翼激进人士的推动之下,全民公投又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同样遭到教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不负责任的滥交。但是反对并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美国的自由派和反共势力也支持这样的社会变革。

   此外,六十年代末,卡扎菲在利比亚发动了革命,而利比亚曾经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意大利因此感觉受到阿拉伯革命民族主义的威胁。就像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加入苏联阵营一样,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多米诺游戏中,利比亚也倾向于苏联。此时的意大利从东到南被对立阵营的国家包围着,就如同几百年前一样。当时,意大利是基督教对抗在巴尔干和地中海蔓延的伊斯兰世界威胁的堡垒。意大利当时也深感自己处于包围之中。

   在极右势力看来,离婚、堕胎、学生抗议、工人罢工、苏联的威胁以及地中海南部兴起的新伊斯兰民族主义都是因为同一个策略,即将意大利拱手让给哥萨克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的联盟。

   极右势力认为,他们必须用武力对抗这些威胁。恐怖主义可以促使普通民众意识到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重建社会秩序,意识到情形已经糟糕到什么地步了。

   此时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爆炸事件,虽然并没有人宣称对此负责,但普遍认为是极右势力所为。1969年4月,米兰发生爆炸,导致20人受伤。同年夏天,一列火车上发生爆炸事件,共有12人受伤。12月12日,米兰发生了规模最大也最为神秘的一次爆炸事件,有7人丧生,88人受伤。

   1970年7月,卡拉布里亚的一段铁路被炸毁,导致一列火车脱轨,致使6人丧生,139人受伤。12月7日至8日,最为诡异的事件发生了。曾经反抗墨索里尼并阻止南斯拉夫入侵意大利的二战英雄瓦莱里奥·博尔盖塞发动了一场政变,却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至今仍不清楚这场政变是一次恐吓共产党的试探行为,还是受到上层的支持,亦或只是一次疯狂的行为。博尔盖塞随后逃到西班牙,仍是在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手里。

   1972年5月,一辆警察巡逻车在检查车辆时,被突然爆炸的车辆炸飞。三名警察丧生,事件中所用的T4炸弹是北约部队的标配炸弹。两年后的5月,一枚炮弹落在了布雷西亚的广场上,当时工会正在广场举行示威活动。这次爆炸导致8人丧生,103人受伤。8月4日,一起火车爆炸事件导致12人丧生,48人受伤。新法西斯组织宣布为此负责,并声称“我们想证明,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安放炸弹。”

 意大利处在内战和世界大战的边缘。而莫罗和贝林格进行的历史性妥协将意大利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共产党告诉基督教民主党和美国人,他们不准备改变意大利周边的势力格局,不会要求意大利退出北约,也不会挑战意大利的传统盟友。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平息国内国际对左派在意大利崛起的担忧和恐惧。

   莫罗和基督教民主党试图使主流社会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合理的、必须的诉求,并将之转化为积极力量,而不是破坏性的、革命性的力量。总地来说,在内外极为动荡的环境之下,意共和基督教民主党具有了共同的目标。而这对打击日益猖獗的右派及左派恐怖分子极为重要。

15.4红色旅绑架阿尔多·莫罗

   新法西斯主义势力并非意大利唯一企图通过革命解决问题的势力。极左势力虽然与法西斯分子追求的目标相反,但也同样试图通过革命达到目标。如果法西斯分子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活跃,试图通过恐怖行动恢复社会秩序,那么革命的条件实际上已经成熟了。正如上文所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议会外左派已经准备好发动示威活动,对抗警察了。但是,七十年代初发生了变化,一些激进分子转入地下活动,前往苏联保护下的国家进行游击战培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出版商、超级富翁詹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他在1970年组织了游击行动组(GAP),1972年在往一根电线杆安装炸弹时,因炸弹爆炸死亡。1970年,热那亚的一些前游击队员和工人绑架了一位富裕的继承人,勒索赎金。其他人还进行入室盗窃和抢劫等犯罪行为来为组织筹集资金,并且如当时的口号所说的,“逐渐瓦解政权”。

   然而这些早期的组织结构松散,没有经过什么培训,因此轻易就被警察逮捕了。但军事恐怖组织红色旅则并非如此。这个组织结构非常严密,是完全按照军队的架构组建的,就像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或者越南的越共军队。红色旅的成员在东欧或者阿拉伯国家接受训练。

 最初的领导人来自于特兰托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系以及意共在雷焦艾米利亚的青年组织,这个组织因为较极端的观点被驱逐出意共。当时,包括意共在内的大多数左翼党派都否认红色旅参与谋杀事件,甚至否认红色旅的存在。直到1974年,红色旅开始进行暗杀活动,他们袭击了右翼新法西斯党派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总部,杀害了两名党派成员。这段时期,看起来警察是可以将红色旅彻底消灭的。1974年9月,意大利宪兵将军卡罗·阿尔贝托·达拉·切萨逮捕了红色旅的创立者雷纳托·库乔和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这位将军在之后的反对恐怖主义和黑手党的斗争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次抓捕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意大利安全部门安排的渗入红色旅内部的一名人员为警方传递了消息。

   本来这个组织可能就此“寿终正寝”了,但意大利的形势十分动荡。因为贝林格提议与政府合作,很多共产党人士感觉仿佛背后挨了一刀似的。而且,由于意共正商议与基督教民主党合作,很多东部集团的人觉得他们正在失去阵地。因此,1974年之后,红色旅扩张至罗马、热那亚和威尼斯。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开始展开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包括抢劫银行、绑架、贩毒、非法买卖军火等。红色旅在1975年发表宣言称他们的目标是“集中打击政府的心脏,因为政府是跨国集团们的帝国主义政府”。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所谓的跨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府。

   1975年,意大利警察突袭了一间农舍,红色旅将绑架来的一位工业家关押在这间农舍。恐怖分子与警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有两名警察丧生,库乔的妻子玛格丽塔·卡戈尔也在枪战中丧生。在红色旅看来,这是他们的一场政治上的胜利,他们证明了自己可以维持并扩大队伍,与警察战斗。次年4月,红色旅宣布他们将增加针对警察和法官的行动。他们对陪审团实施恐怖威胁,使得对红色旅被逮捕头目的判决无效。而且,红色旅被逮捕的成员也拒绝律师为其辩护,他们不承认意大利的法庭,声称自己是战俘。法庭指定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也成为他们的目标,遭到杀害。

  此时,在马里奥·莫雷蒂的领导下,红色旅组织的军事化程度更高了,他们自称第二代成员。正是这些第二代红色旅成员实施了冷战中发达国家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政治恐怖事件:绑架并谋杀了当时意大利最有权力的人、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阿尔多·莫罗。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莫罗就是意大利政坛的关键人物。他帮助社会党进入政府,推动了政治进步,聪明地调停国内外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法学教授,他推动意共远离苏联。实际上,在1976至1977年,贝林格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他领导意共与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联合,远离莫斯科。1978年3月16日,莫罗遭绑架,并被囚禁54天。这一事件催生了意大利新的社会秩序。

 莫罗之前一直寻求共产党对基督教民主党领导的政府的支持,但却遭到美国和一些意共人士的反对。在莫罗被绑架后,反对的声音没有了,莫罗的目标立即实现了。很明显,恐怖分子的政治目标是破坏政府和意共之间的协议。因此,议会的反应就是决不能让恐怖分子得逞,要实现莫罗的目标。在这两个月里,意共极度忠诚于基督教民主党人朱利奥·安德烈奥蒂领导的政府。意共支持政府作出的很多有争议的决定,政府坚决拒绝与红色旅谈判。

   莫罗的朋友教皇保罗六世提出用自己来交换莫罗。而憎恨莫罗主导的历史性妥协,害怕被边缘化的社会党,也试图与红色旅接触,搭救莫罗。恐怖分子还披露给媒体一些莫罗的信件,信件内容均是恳请宽恕,要求接受恐怖分子提议。恐怖分子的要求很简单,要求政府承认红色旅为政治实体并容许他们开展对抗政府的内战。

   接受红色旅的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如果接受了,基督教民主党领导的政府以及已经宣布放弃革命的意共都将失去其合法地位。此外,莫罗的信件也影响了他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红色旅的成员认为,释放莫罗就等于认输。另一方面,如果莫罗被释放,他将成为意大利国内及国外政坛一颗不定时炸弹,因为国内外很多莫罗的朋友根本没有为营救他做任何努力。冷血一点说,对于基督教民主党、意共和北约盟友们来说,在绑架发生之后不久,他们就清楚,莫罗死了比活着要更好,虽然他们并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而红色旅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毕竟他们在政治上还是太幼稚了。

   在这54天的困局里,有很多奇怪的细节。莫罗被囚禁在罗马中心的一间公寓里,而这间公寓本应受到搜查的,可实际上却没有。莫罗的尸体在基督教民主党总部旁边的建筑物里被发现,同样在罗马的中心,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在绑架莫罗的人被逮捕以后,发现了更多莫罗的信件,但不久就消失了,引发了大量的谣言。

   绑架后,反政府的左派也对红色旅的残忍和愚蠢感到震惊。他们竟然残忍地杀害了莫罗,根本没有意识到莫罗在政治上的巨大价值。红色旅本可以通过释放莫罗来表明,他们试图改变国家,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他们却传递了相反的信息,吓坏了包括左派在内的所有人。大家都很清楚,被腐败的基督教民主党统治比被恐怖分子统治要好得多,恐怖分子只会建立恐怖政权。

   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共的联合政府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却取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将红色旅孤立起来。只有一小撮死硬分子仍在支持恐怖分子,其中就包括思想家安东尼奥·内格里,他为绑架和暗杀辩护,因此导致自己被边缘化。莫罗的谋杀导致意大利政治抗议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5.5打击红色旅,坚持民主

  在刺杀莫罗事件之后,政府并没有变得慌乱,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忠于意共的工会正在孤立那些最极端、最激进的工人,并将他们驱逐出组织,因为这些人倾向于支持红色旅。警察开始进行调查,但并不因为急于得到结果就不择手段,他们坚守底线。正如德拉·基耶萨所说,莫罗被谋杀了,意大利政府不会灭亡,但如果恢复了酷刑,意大利政府就会倒台。

   地方法官在与恐怖组织的战斗中起到新的作用。最开始是帕多瓦受意共支持的检察官发现了学生运动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之后全国的检察官都开始响应。工人自制会是之前“继续战斗派”的分支,组织比较松散,在小心翼翼地为红色旅辩护。他们称,杀死莫罗是有点过分,但莫罗也不是无辜的,他是罪恶的跨国公司帝国主义的首脑。这种论调其实是呼应了法西斯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并非民主政府,而是由超级富豪主导的基于金钱的政府。

   这种主张,过去因为言论自由的名义被容忍。但在莫罗事件之后,这种言论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公开支持恐怖主义,一些拥护这种主张的人直接支持地下的恐怖分子。

   1979年初,地方法官逮捕了大学教授安东尼奥•内格里以及一些其他人,指控他们是红色旅的政治羽翼。内格里被指控为红色旅的领导层成员,策划了对莫罗的绑架和谋杀,以及试图阴谋推翻政府等。一些指控随后撤销了,因为有证据证明内格里并不能控制红色旅的领导层,但是他以及一些他的追随者的确是积极支持红色旅的。清除了这一灰色地带,有助于孤立那些恐怖分子并使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显形。

   意共当时正领导一场左派的大型运动,称红色旅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而左派还有一小部分人则称他们为“迷途的同志”,意思就是他们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们仍然是同志,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是意共继续称红色旅为罪犯。

   意大利处于完全的混乱之中。1980年6月27日,一架载有82人的民航客机,从罗马出发飞往乌斯蒂卡,不幸在空中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官方最初认为这是一起事故,接着又称机上有炸弹。经过几十年的调查,一个更加复杂的假设浮出水面。据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当时正利用意大利民航线路偷偷前往瑞士,一些非意大利的北约飞机知道了这一消息,试图击落卡扎菲的飞机,结果击中了意大利的民航客机。卡扎菲也被美国列入恐怖分子的名单,因为他支持伊朗的反美行动。

   过去这些年里,这一假设的真实性一直没有得到证实。而当时,飞机有可能是被炸弹炸毁的消息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恐慌。

   同时,新法西斯恐怖分子的威胁仍旧存在,也许是他们想念在舞台中心,受众人瞩目的滋味了,因此实施了意大利最大的一次恐怖袭击。1980年8月2日,这是闷热的一天,博洛尼亚火车站二等候车室因为装有空调,因此挤满了人。一组新法西斯分子引爆了安装在其内的炸弹。博洛尼亚是被认为是意大利红区的首府,自二战后就属于意共的势力范围。爆炸导致85人丧生,200多人受伤。实施爆炸的人不久被发现与罗马和西西里的犯罪组织有联系。这次恐怖事件的规模看起来使红色旅相形见绌,但是这次的事件是孤立的,而红色旅则连续实施恐怖事件,用屠杀强调他们的运动。对他们来说,将武装革命视为对抗这些神秘的、无差别的攻击事件的唯一手段的观点简直是天赐之物。

   警察组建了专门的反恐力量,战斗效率更高了,并在1981年4月逮捕了转入地下的红色旅负责人马里奥•莫雷蒂。但红色旅仍没有被彻底消灭。同年12月,在维罗纳,四个激进分子伪装成水管工,进入美国陆军准将詹姆斯·L·多泽尔的公寓,绑架了他。多泽尔是北约驻南欧陆军副参谋长。他也是叛乱分子绑架的第一位美国将军,红色旅绑架的第一位外国人。这起绑架事件不逊于莫罗的那次。多泽尔被绑架42天,震惊世界。虽然逮捕了莫雷蒂,但红色旅仍旧是无法击败的吗?然后,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意大利特别行动组发现并解救了这位毫发无伤的将军。

   对多泽尔的成功营救与对莫罗的失败营救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有些人认为,出于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些复杂的政治算计,莫罗是不可能被营救的。相反,多泽尔必须被营救,从而表明,没有人可以攻击北约的高级军官,并因此逃脱惩罚。两次结果不同的营救行动引发了关于阴谋论的谣言。是美国想要莫罗死吗?多泽尔在莫雷蒂被捕后仍遭到绑架,这是否说明红色旅还有一位更聪明的领导人,利用伪装的身份在幕后进行操纵?就如同博洛尼亚的大屠杀一样,是否有将意共推入恐怖分子怀抱的策略?

   当意大利安全局看起来无处不在,将手伸向每一桩恐怖事件的时候,意大利萌生了各种各样的论调。有传言说半秘密的协会共济会也参与其中。关于莫罗、黑色恐怖、普通罪犯以及红色旅的各种事实以及掺杂着谎言的事实被披露给媒体,以寻求诸如升迁或者敲诈勒索的机会,获得更大的利益。美国和苏联在意大利的恐怖事件以及反恐斗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间谍在意大利复杂的形势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意大利的恐怖势力遭到削弱,民主胜利了,但是阴谋论、互相勒索行为以及阴暗的秘密相互交织,形成一张大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使意大利政治陷于停滞状态。

 同时,有三个事件使得意大利的形势越发复杂:第一件是南方黑手党的崛起和猖獗;第二件是选出了第一个来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教皇,将意大利推向了冷战的最前沿;第三件是经济的蓬勃发展。下一章的开头,我将从最后一件说起。

15.6经济强国和债务危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增长非常迅速,1981年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足60%,而九十年代初这一比例超过120%。政府在这十年毫无节制的开支是接下来二十年困扰意大利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在这些年里,为了消除恐怖主义存在的社会原因,意大利建立了新的社会公约,进行社会改革,让普通民众确信,改革旧的资本主义要比革命更有效果。

   意共也赞成这一公约,并且投票支持政府。虽然意共人员并未直接出任部长等职位,但作为回报,意共得到了一系列半政府组织的职位,但意共无法接触敏感部门,如控制警察的内政部以及国防部等。在这些年里,美国总统里根正推动与苏联之间进行大规模对抗,因此对与莫斯科之间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意共仍是有所提防,害怕其成为两面派。

   然而,意共在反恐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稳定了意大利社会。实际上,意共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以及接受民主政治规则的行为在俄罗斯起到关键作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打算在苏联实施政治和行政改革,复兴衰落的体制。而由卡罗尔·沃伊蒂瓦领导的教廷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卡罗尔·沃伊蒂瓦是第一位来自东欧的教皇。

   这是一种取决于经济的平衡做法,即用撒钱的方式“买”选票和支持的必要性。

 1963年,政府债务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2.6%,税收占25%。到了1985年,税收的比例仍然较低,占34.6%,而当时欧洲的平均水平是41%,法国的这一比例达到45%。在这些年里,意大利正在建立起综合的、覆盖广泛的福利体系,从而满足来自左派的要求。所以,意大利实际上是在税收未增加的基础上投资福利的,右派对此颇有怨言。解决办法就是借债,并指望依靠通货膨胀、贬值及未来税收的增加等传统办法来支付今天的债务。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意大利债务巅峰期十年后,欧元区成立了,通过通货膨胀和贬值等过去常见的办法削减债务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每年的预算赤字都少于2%。但在七十年代后五年,预算赤字从5%升至9%,部分用来补偿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八十年代,通货膨胀不严重的情况下,预算赤字却一度飙升至10-11%。此外,在1981年,央行意大利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因此必须发行债券,偿还债务本金,利率随着债务总量增加,出现了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治上的稳定使得意大利迎来了第二次经济奇迹。这次经济奇迹主要由出口主导,出口的主要产品是中小企业生产的服装、皮具、鞋、家具、纺织品、珠宝和机械工具。1987年意大利经济体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仅在几年的时间里,米兰证券交易所的市场资本总额就增加了五倍。

在生产力和出口增长的同时,财政赤字也迅速提高,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随着新资金的注入,腐败程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是五党共治加上意共的全力支持。五党分别是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联盟的五党之间权力分配得当,也就是说,虽然基督教民主党是最大的党派,但是,它与其它较小的党派公平地分配了权力。实际上,此时不存在反对党,因为意共也与政府达成了权力分配的协议。

实际上当时是既没有监督也没有控制。一个半官方的为政党筹资的体系建立了,收取贿赂并相应地分配工作。维系这一体系的人主要是社会党的贝蒂诺•克拉克西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和阿纳尔多•福拉尼。其中克拉克西在1983至1987年任总理,尽管他在选举中表现不佳,选票从未超过15%,但他却成为当时最强的政治家。而意共尽管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贡献巨大,而且建立了新的社会条约,但是仍无法进入政府。而基督教民主党也无法获得足够多数的支持,单独组阁。克拉克西的社会党宣传十分成功,与各联合党派的关系良好,一致反对其它党进入政府。

克拉克西还支持他的老朋友和伙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贝卢斯科尼最初从事房地产投资,之后看到电视业的巨大能量,因此在广播电视法有所松动时创立了自己的媒体网络。也有大的出版公司试图在这一领域发展,但均以失败告终。在八十年代,贝卢斯科尼是唯一的大赢家。克拉克西在这方面帮助了他的朋友贝卢斯科尼,帮助他获得新的广播电视权限,并实际上支持其与国有的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竞争。

对于贝卢斯科尼来说,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他特别善于从中小企业中招揽广告客户,而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由于要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在广告方面受到法律限制。尽管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和贝卢斯科尼的传媒公司观众份额均为45%,但是,在广告收入方面却差距很大。贝卢斯科尼的媒体网络曾经一度负责意大利所有广告中的80%。贝卢斯科尼用从广告赚来的钱进行扩张和兼并,并利用他的媒体网络为克拉克西服务。这一平台增加了克拉克西的政治筹码,使其更容易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与基督教民主党及其它小党和意共的讨价还价中也更占优势。

政治成为为争夺小职务进行的近身战,成为地方选举中小派别之间的战壕战,充斥着数不清的政府宣传册。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制度了。但是,这一制度实际上取决于冷战中的对立双方。正是由于冷战,共产党被禁止公开加入政府。一旦冷战结束,所有的赌注都没了。

15.7保罗二世和共产主义

1978年,在莫罗遇害后不久,教皇保罗六世也去世了。新选出的教皇选择了约翰•保罗的名字,希望自己能像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约翰二十三世一样具有创新精神,像刚去世的教皇一样警醒。但是这位新教皇上任一个月后就去世了。在这样一个极端暴力和动荡的时刻,教皇的死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猜疑。他是被毒死的吗?如果是,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官方解释能驱散这一事件引发的不安情绪。

还有不少电影以教皇神秘的死亡为题材,其中就包括《教父3》。而健康的体魄也成为教皇候选人需要具备的重要元素。教皇选举会议在10月14日举行,两个派别相持不下。一派支持保守的热那亚红衣主教思礼,另一派支持自由派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贝内利。最终两派达成妥协,选举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克拉科夫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

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莫斯科认为,这几乎等于公开宣战。宗教一直是苏联的软肋,而忠诚于天主教的波兰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易被攻破的一个。事实上大家普遍认为,教皇在东欧剧变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是剧变背后的精神力量,也是波兰和平演变的催化剂。莱赫•瓦文萨是团结工会的创立者,他于八十年代在波兰发起推动改革的工人运动。瓦文萨称,教皇给波兰人要求变革的勇气。人们普遍认为,梵蒂冈银行曾直接或间接为东欧的运动提供资金支持。

历史学家蒂莫西•嘉顿•阿什指出,“没有人能证明保罗二世是终结共产主义的主要因素。但是,对立阵营的主要人物,包括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以及他的对手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以及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都认为他就是。我将分三步论证这一事件:没有波兰教皇,就没有团结工会在八十年代的革命;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对东欧政策巨大的变化;没有这一变化,就没有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1]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如果没有教皇,铁幕国家有可能不会垮台。

   但是,教皇并非在孤军作战。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榨干了国力已然衰退的苏联的资源。简单来说就是,恶劣的物质条件,普通民众要求自由的压力,以及苏联领导人面对这些威胁时的困惑,最终导致苏联在1989年的解体。此外,在教皇保罗二世推动围困苏联之后,尤为反共的里根政府上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有这些立刻将梵蒂冈推至变革的最前线,罗马一夕之间又成为世界的中心。过去一百年里,由于物质化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作用,梵蒂冈被推离舞台中心,处于边缘的位置,为旧的传统价值观而奋斗,为所有国家穷人的精神健康而努力。现在,它突然成为指引着变革方向的北极星。

   苏联实际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危险,并可能决定用老办法解决问题:让教皇消失。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被制定出来,通过保加利亚安全局雇佣土耳其右翼激进分子、神枪手穆罕默德•阿里•阿卡行刺。1981年5月13日,在阿卡的射击之下,教皇身中数枪,危在旦夕,被立即送往医院,在手术过程中,一度因失血过多,身处生死边缘。但最终教皇被救了回来,他相信在关键时刻是是圣母玛利亚帮了他。

   阿卡被一名修女和其他的旁观者控制起来,一直到警察的到来。他被判终身监禁。1983年,教皇与阿卡在狱中进行谈话。教皇称,“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将一直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苏联一直否认参与这次袭击事件,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的敌意明显增加了。教皇成为反共的殉道者。对教皇的刺杀以及教皇的恢复促使更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背叛共产主义。

   但是,九十年代初,当共产主义最终在苏联开始失势时,美国政府内部却产生了分歧。老布什政府不想在苏联事件上冒任何险,推动叶利钦领导苏联解体。而梵蒂冈更愿意支持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当共产主义逐渐退出东欧的时候,梵蒂冈仍与共产主义的古巴保持着联系,据说在古巴与美国对抗中,教廷还为古巴提供了帮助。十多年以后,古巴的先例帮助改善了教廷与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的关系。

15.8解除黑手党威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意大利为生存而战的时候,很少人关注黑手党。它仿佛成为神话,就是那种大人讲给小孩子听的,如神秘的尼斯湖水怪、可怕的喜马拉雅山大雪怪那样的。黑手党是真正存在的,还是只是吓唬外国人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地方法官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又一次开始针对黑手党的工作,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一个已经腐烂流脓的旧伤疤。原来的黑手党在那不勒斯又重新活跃起来,已经解散的克莫拉在西西里沿线又重组了,而卡拉布里亚的光荣会也活跃起来。在普利亚,新的犯罪组织“圣冠联盟”也横空出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地区都在犯罪组织的手中,他们的猖獗程度前所未有。而开端就是,一直被低估的黑手党在西西里西部的崛起。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两位与黑手党有联系的地方官员维托·齐纳西米诺和萨尔瓦多·利马控制了巴勒莫的市政工程办公室。在1959年至1963年,约80%的建筑许可证被发放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是代表大建筑公司的,但是他们可能是黑手党的挂名负责人。[2]

   与黑手党没有联系的建筑公司被迫缴纳保护费。在城市规划最终定下来之前,有很多违规建筑。任何敢于质疑这些违规建筑的人都会受到黑手党的恐吓。结果就是,很多古老的建筑被拆除,在其上建起了很多新的公寓楼群,而且大多数都不符合标准。巴勒莫的情形并非是孤立的,很多其它城市,特别是南部城市也发生了类似事件。1963年弗朗西斯科·罗西在所执导的影片《城市上空的魔掌》中谴责了那不勒斯的这一现象。但是,这是意大利经济迅猛发展期的普遍现象,并非都与犯罪组织有联系。

   总体腐败的势头遮掩了西西里的特别现象。黑手党成员通过恐吓等手段付给供应商低于市场的价格,换取便宜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是用恐吓的手段吓跑竞争者,高价卖出。他们因此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积累资源再用于其它领域,促进了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

   上世纪五十年代,与黑手党有联系的企业控制了采石业和水泥业,并借此控制了整个建筑业,但是当时腐败交易和黑手党看起来还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除了建筑业这个灰色地带,上世纪六十年代,西西里的黑手党还与他们在美国的兄弟们合作进行利益丰厚、完全违法的贩毒活动。1962年,由于一批海洛因未能如期交货引发了巴勒莫黑手党之间的战争。战争中,六名军官和一名警察在拆除汽车炸弹时丧生,汽车炸弹的目标是敌对的帮派。这一事件引发公众的愤怒情绪,导致对黑手党的大规模镇压,共有两千名有嫌疑的黑手党成员遭到逮捕。

   很多帮派解散了,黑手党的活动受到抑制,很多成员也隐藏起来。西西里的黑手党协会也解散了,直到1969年才重组。1968年,117名嫌疑人被判刑,但大多数人无罪释放,或者获得很轻的刑罚。活动受到抑制再加上高额的律师费以及商业机会的丢失,很多黑手党成员变成贫困闲散人员。

   在七十年代,形势又发生变化。在政治上,关注点被从南部转移至新兴起的工人和学生运动以及后来的黑色和红色恐怖浪潮上。当时,西西里的大佬们开始以那不勒斯港口为中心进行香烟走私。香烟走私虽然是违法交易,但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普通民众和美国的香烟制造商们都反对意大利政府对香烟收取的关税。

   用于走私香烟的路径也可用来进行毒品交易。吸毒在学生运动时代已经成为时尚行为。当时正逢科西嘉人在马赛建立的海洛因精炼厂被法国当局查封了。因此在七十年代中期,西西里人在岛上各地都建立了新的精炼厂。由于西西里家族在大西洋两岸都有分布,因此他们很快建立起覆盖欧美及东南亚金三角的一张前所未有的毒品流通网络。当时,美国人正在东南亚的越南和中南半岛作战,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1982年,西西里的黑手党控制了美国东北部80%的海洛因交易。毒品通常由街头毒贩通过黑手党建立的披萨餐厅进行交易,收入被当做餐厅盈利的一部分。

   从国际贩毒这项新业务中获得的利益很快超过通过腐败手段垄断建筑许可获得的利益。后者获得的利益要分给腐败的政治家。而且,这些政治家是上游环节,因为他们掌握着建筑许可,而黑手党不管分多分少都得心甘情愿。但是毒品交易得来的钱不一样。现在黑手党手里的钱比政治家们多了。由于罗马被卷入了更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中,因此没法给予这些地方政客们更大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西西里传统的权力关系改变了。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巴勒莫的黑手党由于与城市大家族及政客之间复杂的联系,控制了来自农村的各个黑手党势力。这次,由于贩毒发家致富的农村黑手党要挑战城市黑手党了。七十年代初,卢西亚诺·利吉奥组建了科莱奥内黑手党帮派联盟,开始接管“我们的事业”派及其控制的贩毒生意。

 利吉奥在1974年被监禁,他的副手萨尔瓦托·里纳接替他成为科莱奥内的首领。城市帮又领先了,他们在军事力量和政治联系方面占优势。科莱奥内贿赂了资金短缺的巴勒莫帮派,加入圈子,暗中破坏其它帮派,并招募新成员。他们掌权的过程很慢,但却很有系统性。最终,在1981年4月,他们迎来了一决胜负的时刻。当时,意大利政府正全心对付红色旅。科莱奥内对即将到手的新权力充满信心。他们谋杀了委员会的一位敌对成员斯特凡诺,实际上引发了一场新的黑手党战争。最终,科莱奥内完全掌握了委员会,里纳成为西西里黑手党大佬们背后的大佬。

   里纳实际上也感受到了西西里的权力真空,因此在攫取权力方面比他的前任们都更加大胆。杀戮也是前所未有的。数百名敌对势力成员以及他的亲眷被谋杀,有一些是被本帮派的叛徒杀害的。不同家族之间权力分配的格局被打破了。里纳利用委员会的权力,选择亲信出任一些帮派的头领。之前利用黑手党为他们进行肮脏交易的腐败政客们也被迫成为黑手党秩序的喽啰。黑手党暗杀触怒他们的记者、官员和政客。由于缺乏证人和政治家的帮助,警察们也束手无策。

   但是随着地方法官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的调查,形势开始转变。他们逮捕了多玛索·布西达,取得了重大突破。多玛索·布西达交待了很多科莱奥内派的犯罪事实。他的行为也带动了其他被捕的黑手党成员。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整理了他们的证词,组织了马克西审判,审判从1986年2月一直持续到1987年12月。474名黑手党成员被起诉,其中342人被定罪。

   事情本来可以就此结束了,至少黑手党暂时可以安生了。但是,科莱奥内此时手握大权,资源遍布世界,并受到当时的恐怖行动的鼓励。他们认为意大利的政治家会像当时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一样,因受到恐吓而屈服。

   法官、检察官和反对黑手党的商人陆续被谋杀。关键的一次谋杀发生在1992年3月12日的巴勒莫,被谋杀的人是基督教民主党当地领袖萨尔瓦多·利马,他是黑手党的政治盟友,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的朋友,因为没能改变马克西审判的结果而遭到暗杀。

   暗杀当晚,我正前往罗马的安莎通讯社值夜班,在驱车经城市中心去往办公室的途中,我发现到处都是处于高度警备状态的警察和士兵,就像十年前恐怖主义猖獗时期一样。黑手党谋杀了利马,他们也有可能会谋杀朱利奥·安德烈奥蒂。毕竟,他们比绑架并杀害了莫罗的红色旅更富有,组织程度也更高。

   意大利人感到非常震惊,虽然利马是一位腐败的政客,但是黑手党接下来会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人们都不清楚。不久之后,就在同一年,法官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也在一起爆炸事故中丧生。这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政府因此对黑手党进行了大范围的镇压。萨尔瓦托·里纳于1993年1月被捕。黑手党并没有意识到,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意大利政府及其国际盟友来说,继续保持西西里反共灰色地带的地位已经没有任何好处了。接下来几年里,黑手党大佬一个接着一个被捕了,西西里黑手党势力遭到严重打击。

   同一时期,犯罪组织将活动范围缩小至那不勒斯和卡拉布里亚附近。在上述地区,他们的权势依然非常大,但是不敢再实行高调的暗杀和爆炸活动了。现在他们主要利用腐败行为,从国家补贴中牟利。但是,这也是困扰意大利的严重的腐败问题的一部分。

   历史已经翻开崭新的一页,随着冷战的结束,统治意大利达半世纪的旧政治体制也迎来终结。第一共和国结束了。

[1] “The first world leader.” The Guardian. April 4, 2005. Retrieved November 4, 2013.

[2] For this part see Dickie, John. Cosa Nostra: A History of the Sicilian Mafia. 2007. Hodder, Arlacchi, Pino. Mafia Business. The Mafia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Falcone, Giovanni, with Marcelle Padovani. Cose di Cosa Nostra. Milan: B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