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世界的中心


9.1意大利在欧洲的影响

13世纪见证了意大利半岛是如何崛起成为欧洲中心的。在宗教方面,罗马的教皇是天主教的精神领袖。地理方面,意大利地处地中海西北端,远离东南端的穆斯林国家。而曾经能与之抗衡的拜占庭帝国正在挣扎求存,以前的势力如今大部分落在曾经的附庸国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手里。拜占庭如今既惧怕老对手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又忌惮它曾经欺凌过的意大利联盟。

在新的环境中,意大利并非是统一的,或者如同之前罗马时期一样有意大利城市或地区建立起了强大的帝国。不同的城邦之间依然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争先发展贸易,扩大影响力,有时甚至出兵深入地中海东部地区,挑战穆斯林世界,接管拜占庭的势力。意大利城邦携其在贸易中获得的以及抢夺来的财富,建立起一个商业、金钱和权力的网络,影响力遍布欧洲各地区及各领域。

而意大利当时的影响全赖于其对现代金融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金钱和赚取金钱的能力是权力的基础。用金钱可以买来军队,但军队却奈何不了赚钱和经商的能力,阻止不了财富的扩散。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几百年的时间里,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意大利那些会赚钱的小城邦的风头一直盖过人口众多的大国。对于这些小城邦而言,贸易和经济的扩张要比领土的扩张更重要,而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关键。

上述过程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次远征打破了穆斯林和拜占庭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控制,极大地促进了与近东地区的贸易。阿拉伯船舶将奢饰品从东方运至波斯湾和红海的港口。那里的商队再将这些货物运送至亚历山大港、阿克和雅法等港口,这些港口的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们会将这些货物经由意大利投放至欧洲市场。另一条与亚洲的贸易路线是经由陆路将货物运至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然后再运送至十字军国家的港口如提尔、西顿等。

货物从威尼斯及其它意大利北部城邦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布伦纳山谷运往北欧,与隆河谷路线及著名的香槟集市相比,这一路线更加便捷。集市是精心安排的重大事件,按季节或按年轮流在欧洲国家的特定地区举行。举行集市期间,当地的法律暂时搁置,取而代之的是一部被称为《商人法》的商业法则。还会设立特殊的法庭来调节纠纷,法官均是商人。集市还大大促进了货币经济以及早期的银行业和信贷业的发展。

欧洲贸易的兴旺促进了城镇的繁荣,而城镇的发展为贸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并且丰富了商品的种类。财富的增长导致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多导致大量荒地、森林、沼泽被开垦种植,用以生产更多的粮食,这又进一步促进人口的增长。

商人和手工业者成立了自己的工会,既是出于商业目的,也是出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需要。商人工会确保对特定地区的贸易垄断。外地商人进入这一地区会受到严密监督,还要缴纳通行税。商人之间的纠纷也是由工会法庭根据基于《罗马法》的当地法律解决的。工会也会防止欺诈消费者的行为,他们会检查度量衡工具,确保商品的质量。为了维护各方的合法利益,工会会设立一个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较为公平的“公平价格”。而所有这些规则设立的初衷都是创造更好的贸易和商业环境。

手工业者工会的目的与商人工会的目的大体相同,也是为了确保垄断地位,以及相关贸易法规的执行。每一个工会都会确保在特定城镇特定领域的垄断地位,还会尽力避免成员内部的竞争。工会会限制成员的数量,控制所生产物品的数量和质量,设定价格。同时,工会也会执行相关的法规,避免粗制滥造和偷工减料的情况,保护消费者权益。

13世纪,意大利北部的部分人逐渐形成一个强大、独立、自信的阶层,他们对贸易的兴趣彻底改变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这一阶层的成员被称为市民,也即后来的资产阶级。

随着城镇和资产阶级在欧洲的兴起,之前盛行的农奴制和采邑制开始衰落。市民的社会地位是建立在金钱和商品基础之上的,而非出身和土地。

意大利城邦从拜占庭那里学会了高难度的权力平衡的艺术。拜占庭不得不平衡来自各个方向的威胁,意大利城邦也是如此,它们联手对抗德意志或者拜占庭皇帝,而当外部威胁解除之后,它们很快又会拉开彼此的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轻微的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性,对于贸易和个人主动性的发展非常有益。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及文化上的先贤伟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他们不需制度的支持,依靠自身就可以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而对这一时期历史的最好的诠释就是讲述这些伟人的故事。

在讲述伟人的事迹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必须提及,那就是对经典的重新解读。与东方之间贸易的不断发展及联系的日益紧密,使得欧洲人能够接触到关于希腊历史、文学和哲学的希腊语原版经典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之前也有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的翻译版,但是接触原版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现代人很难体会这一点,列举中国及西方目前的一些情况可能有助于理解。

想象一下,如果西方世界发现并破译了伊特鲁里亚或者迦太基文献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这两种文明已经被征服他们的罗马人从历史上抹去了。

如果这些文献为当时的事件及当代文化哲学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呢?又或者,这些文献中有关于耶稣受难三日后升天的直接记载呢?如果是这样,不论相信还是否定这些文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数亿教徒的生活都会为此而永远改变。

实际上,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解读与地中海地区传统中对神的解读类似。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新出土的古代文献有可能会改变中国已规划好的未来。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的确有新的发现,现在沙拉·艾伦教授首次以新出土文献为佐证,对古代中国文化上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全新解读。

沙拉·艾伦在研究中引用了四段新近出土的短文献。她还参考了大量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研究成果。这一机构的负责人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教授,机构还拥有多名中国专家。艾伦教授引用的是经编辑的文献的中文版本,这些文献是根据损坏的竹简上的文字复原的,原文是用晦涩难懂的方言写就的。她将这四段文献翻译成英语并进行解读。

这四段中国古文献所展示的世界观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统治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家和法家传统非常不同。通常的传统是,统治者是世袭制。而新出土的文献显示的是完全不同的禅让制,统治者感觉自己大限将至之时,会选出一个贤人,将位子传给他。

这一思想在现存传统中也有零星涉及。而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墨子提出“尚贤”的观点,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但在汉朝统一中国之后,墨子的影响就衰微了。

艾伦教授注意到,“尚贤”并非是孤立的,是与“兼爱”一同提出的。伴随而来的还有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思想,如“命”指自然秩序,而非世俗君王追求的“天命”;“乐”模拟的是自然界的声音,如风声,林中树叶沙沙声,以及蟋蟀的鸣声等;“中”并非只具有伦理学意义,还是一个具有神性的概念。

这些思想均涉及“天意”。《墨子·天志》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这一概念并非只是宗教概念,还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新发现的文献还认为,世袭制会引起混乱,因为统治者死后,他的儿子们会为争夺统治地位进行内斗,无法保证继任者是一位明君。相反,禅让制使权力过度更加顺利,避免了暴乱及起义等,而改朝换代引起的动荡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屡见不鲜。

艾伦教授书中所提到的新出土的四段文献表明,在公元前四世纪,上述思想很常见,而且当时在哲学及政治领域就有关于继承问题的悬而未决、势均力敌的辩论。究竟是应该遵从伦理和人的本性,采取世袭制呢?还是应该将人类置于自然界,信仰自然秩序,采取禅让制呢?

关于世袭制和禅让制的争辩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类似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关于贵族权力和平民权力的争辩。时至今日,西方的贵族党派和民主党派之间仍然在争夺权力和关注。与禅让制相比,中国的传统更加倾向于世袭制。当然,正如新出土的四段文献显示的,在这两大阵营之内,位置也有所不同。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曾经是中国历史主流的禅让制,之后几乎被完全从传统中抹去了。

今天,随着中国日益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需要更加深入挖掘我们的传统,从中发现有益于未来发展的部分。

这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正如当年意大利和欧洲从希腊原著,而非拉丁文或阿拉伯文译本中发现古希腊传统一样。那是文艺复兴的开端。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基于新发现,深刻思考历史,在中国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文化事件。

这些出土文献表明,儒家和法家传统只是中国历史遗产的一部分,而那些深埋于历史长河的其它部分可能也非常重要。在2014年10月15日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号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在中国的历史和其它国家的文明中寻找灵感。

中国现代的政治体系与新出土文献所描述的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看起来,中华文化基因是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的。

9.2亚西西的方济各

从时间上排序,文艺复兴名人的第一位是一个四处云游讲经说法的圣人。他与中国同一时期四处云游的高僧类似,他们同样传播希望和知识。方济各(1181-1226)赋予西方基督教传统以新意,推动了教会和社会改革。在意大利人引以为傲的富裕时代,方济各倡导清贫的生活,这引起了贫困阶层的注意,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富裕阶层更加愿意帮助处于危难的贫困阶层。他的生平和事迹鼓舞了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方济各出身于富裕的丝绸商人家庭,青年时期曾从军参战。他父亲为他取名法兰西斯,意为法兰西人,可能是为纪念自己在法国所取得的商业上的成功。1204年,方济各患重病,遭遇精神危机。他开始照顾麻风病人,与穷人一起在教堂门口乞讨,之后还宣布与父亲断绝关系,放弃继承财产,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之后,方济各选择过忏悔者的生活。1209年2月24日,方济各在一次集会中听到了布道者宣读玛窦福音第10章第9节,在这一节中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一路走,一路宣讲:天国近了…你们无偿得来,也要无偿施舍……不要带金……。”从此,方济各开始宣扬忏悔,一年后,他拥有了11名弟子。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翁布里亚的山区云游,喜气洋洋的一路唱着歌。他们的布道非常真诚,给听讲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209年方济各拟定了一份会规上报教皇,并得到批准。这对于方济各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时涌现出了很多新的宗教修会,同样宣扬平等,与财富新贵们战斗,瓦勒度派就是其中之一。这一修会起源于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国东南部,其成立要早于方济各会几十年。瓦勒度派也宣扬清贫和平等,却并没有寻求教皇的承认,而且,他们还激烈反对教会的等级制度,这一制度的受益者是旧贵族阶级。最终,罗马教廷宣称瓦勒度派是异教徒,召唤十字军对其进行了清缴,致使这一派别几乎被根除。

方济各在言行举止方面与瓦勒度派类似,但由于得到了教皇的许可,因此可以利用他的布道革新当时的教会和欧洲社会。不久之后妇女也加入进来,方济各会的影响迅速扩大到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方济各经常到各地旅行传道,其中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在教会和欧洲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历史的书卷上留下了与十字军时代风格迥异的一页。1219年,怀着劝服埃及苏丹信仰天主教的愿望,方济各以殉教之决心来到埃及。在一次相持不下的战争中途,方济各穿越萨拉森人的防线,被带到了阿卡米苏丹面前,阿卡米是萨拉丁的侄子。方济各在阿卡米的军营待了几天,最终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十字军阵营,但是并没有达到他此行的目的。

方济各的这一行为给同时期的天主教徒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时阿拉伯方面却没有相关的记载。之后,方济各会的人宣称苏丹最终在弥留之际改信了天主教,方济各会自1217年开始就能自由地在圣地活动,这比方济各见苏丹要早了两年,而伊莱亚斯1333年才从当时的统治者马穆鲁克苏丹那里获得特许权。

在随后的几百年里,方济各的生平和事迹被广为传颂,人们认为他的行为方式是最接近耶稣的。与那些更为激进的分子不同,方济各并不试图颠覆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方济各也对教会起到推动促进作用,他向世人证明:教会仍旧非常重要,重申了神贫的誓言,帮助普通人,但却不会动摇当时欧洲正在成形的新政治秩序。这种变化和保留之间的微妙平衡激发了意大利及其它地区许多艺术家和思想者的灵感。在许多方面都能深深感知他的影响,但要完全获得教会认可殊为不易,因此直到八百年后的今天,才有一位教皇选择方济各为尊号来纪念他,也即现今在任的教皇。

9.2“世界奇迹”腓特烈二世

当方济各启迪人们的精神之时,与其同时代的、较年轻一些的腓特烈二世(1194-1250)正跻身神圣罗马帝国最强大的皇帝之列,并将成为新欧洲伟大统治者的典范。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或许由于他的成就后世难以企及,所以他也成为几世纪以来在意大利举足轻重的德意志皇帝中的最后一位。在他死后不久,其所创立的从德意志延伸至西西里和耶路撒冷的巨大帝国迅速分崩离析。他最大的敌人是教皇,后者憎恶他的权力和所持的见解,曾六次将其逐出教会。新兴的意大利城邦曾经与腓特烈二世的爷爷巴巴罗萨周旋并最终获得独立地位,这些新贵还洗劫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君士坦丁堡,而今他们不想要一位新的统治者。

腓特烈二世通晓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他在西西里的王庭设在巴勒莫,从1220年至他去世期间正是罗曼语兴起的初期。罗曼语和方济各的布道及诗歌对早期的意大利语发展成为文雅的书面语起到了重要作用。

腓特烈二世的政治生涯很早就开始了,在不到两岁时即被选为德意志皇帝。当时年纪幼小,对手强大,他无法保住德国国王的权力地位,因此他母亲将她带到西西里,那里仍然是他的权力的中心地区。

在他童年的大部分时期,诸侯和教皇都在为摄政位置而不断争斗,削弱了皇帝的权威。直到1220年11月22日,在与教皇和德国诸侯们进行多年谈判之后,腓特烈终于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头衔在欧洲仍有巨大的声望,因此腓特烈二世的地位也得以凌驾欧洲诸王之上。在德国,他的权力仍旧十分有限,而在意大利南部,在西西里王国,他推行的改革,成为之后几百年欧洲统治者治国理政的范本。他打造的西西里王国是第一个可被定义为专制君主国的国家,他削弱贵族的权力,推行效忠统治者的官僚制度。他赋予成文法律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也是开先河之举。他所颁布的《奥古斯都宪法》直到1819年一直是西西里法律的基础。

这种集权统治安抚了公众对于旧贵族阶级的憎恶之情,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当时新兴的社会阶层。正如我们之前叙述的,当时的商人和匠人阶层已经准备拿起武器捍卫他们新获得的社会地位了。1225年,在伦巴第地区支持皇权的主力城市克雷莫纳,腓特烈二世召开了一次帝国会议,主要目的是恢复皇权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在当时,众多意大利北部的城镇组织起公社,取代了皇权的位置。

这些城镇又一次组成伦巴第联盟。在十二世纪,这一联盟曾打败了腓特烈二世的祖父巴巴罗萨。此次联盟重组,米兰又被推选为领袖。帝国会议被取消,腓特烈和城市联盟之间紧张的局势由于教皇霍诺留斯三世从中斡旋得以缓解。在腓特烈二世逗留意大利北部期间,他还将后来的东普鲁士地区领土授予条顿骑士团,开启了北方十字军对当时半野蛮状态的俄罗斯的入侵。

1228年,腓特烈二世率军进行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并没有多少战场上的交锋,双方最后在1229年2月签订了协议。腓特烈二世通过谈判换回了耶路撒冷、拿撒勒和伯利恒。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正逢腓特烈二世与教皇爆发冲突期间。许多修会实际上是支持腓特烈的,这其中包括乔基姆修会的云游传道士,很多激进的方济各会修士以及灵修者,他们认为教皇腐败。斯瓦比亚的化缘修士阿诺德宣称,耶稣基督的二次降临将发生在1260年,届时,腓特烈将会没收罗马富人的财产,将他们分给穷苦人,只有穷人才是唯一真正的基督徒。

德国的贵族们群起反对腓特烈,并且成功剥夺了他几乎所有的王权。在艰难达成和解之后,腓特烈二世不得不面对遍布意大利各地的公开的反抗。他从北部前往意大利,但是战争也没法解决问题,因为意大利的城镇要一个一个地进行镇压。而且,一伺帝国军队离开,公社就会再次反叛。意大利城镇背后主要的力量是教皇,而教皇很清楚,在意大利,只有通过削弱皇权,他才能获得声望。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宣布将腓特烈二世逐出教会,称其为“巴比伦苏丹的朋友”、“萨拉森人的行径”、“荒淫无度”等,就像拜占庭的分裂宗教的皇帝一样,总之就是个异教徒。

教皇支持腓特烈二世的对手竞争皇位,密谋刺杀腓特烈及其子恩佐,还出钱支持德国反对腓特烈的势力,试图将腓特烈的权力连根拔起。在意大利,战火又重新燃起,直到腓特烈在1250年去世,形势一直都不明朗。

腓特烈二世在宗教方面是怀疑论者,他军队中有穆斯林教徒,他尊重伊斯兰教,对诺斯替教派的许多观点很感兴趣。他还雇佣从圣地迁居至西西里的犹太人为其翻译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作品。

据称,腓特烈二世还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人的实验。比如,将囚犯关在密闭的木桶中,只留一个小孔,然后将其杀死,目的是为检验是否能看到将死之人的灵魂从这个小孔中逸出。其他的还包括:提供给两个囚犯同样的食物,让一个出去打猎,一个躺在床上,然后取出他们的内脏,看哪一个的食物消化的更好;囚禁儿童,禁止其与外界接触,看他们能否自然发展出语言功能。

他在1241年颁布的《萨勒诺法令》首次在法律上将医师和药师的职业加以区分。法令禁止医师兼任药师之职,还规定了各种药品的价格。此举是为了对医师进行约束。欧洲药房的管理至今仍采用这一模式。

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也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的四分五裂。他赋予高级贵族特许权,此举损害了低级贵族和平民的自由。获得特许权的大贵族拥有完全的司法权,并可以铸造自己的钱币。皇帝不能在这些贵族的领土建立城镇、城堡和铸币厂。为平衡高级贵族和低级贵族之间不断爆发的冲突,德国的权力曾经非常集中,而腓特烈的这一行为严重削弱了德国的中央集权。

从1232年起,德国已经获得特许权的贵族又获得了另一项特权,即对帝国的立法具有否决权。皇帝颁布的新法律必须经过这些贵族的准许才能得以施行。这项特权在250年之后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德国贵族利用这一权力有力地反击了皇帝,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9.3托马斯·阿奎纳:欧洲基督教哲学的奠基人

随着拜占庭帝国及东部教会的迅速衰落,教皇成为基督教世界的绝对统治者,而教廷也成为反对皇权的核心政治力量,因此迫切需要新的哲学依据来调和旧宗教思想和意大利城邦兴起的、源于理性贸易的理性主义思潮。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的哲学应运而生,将基督教世界凝聚在一起长达250年,直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再次引发欧洲分裂。

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当代哲学流派,特别是伦理学、自然律、玄学、政治理论等领域的流派,都是受他的观点启发而产生的,有的是由于继承了他的哲学观点,有的则是由于反对他的观点。与当时教会的流行思潮不同,托马斯赞同亚里士多德,这个他称其为当之无愧的哲学家的一些思想,并尝试将其与基督教观点进行融合。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是《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

现代社会,根据教皇的指令,想要成为牧师或者执事等教职必须研读托马斯的作品。此外,他的作品也是研究宗教形成、宗教哲学、神学、宗教历史、宗教仪式和宗教法的人学习的核心内容。

托马斯最大的贡献是为欧洲思想界开辟了新的维度,而他本人曾在巴黎教授多年欧洲思想。他综合了前代伊斯兰哲学家阿威罗伊的观点与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的观点,在天主教神学的摇篮内培养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时,托马斯也受到同时代伊斯兰和犹太思想家的启发,他强调在追求虔诚信仰方面人类逻辑和哲学的连续性。这一观点是对当时盛行的基督教思想的大胆背离,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信仰与理性是背道而驰的,只有放弃理性和逻辑才能接收到上帝的启示。

对于日渐壮大的意大利和欧洲商人阶级,托马斯的理论恰逢其时,他们日渐依靠自己的智慧提升自己。但是,这些理论在当时,极具争议,因为触动了教会和贵族的既得利益,触犯了他们与上帝沟通的特权。1227年,巴黎主教埃蒂安·唐皮耶针对托马斯的理论,发文进行全面谴责,他认为上帝的绝对权威要超过任何亚里士多德或阿威罗伊可能加诸其上的逻辑准则。这份谴责声明中列出了这位主教认定的219个触犯了上帝全能性的主张,其中20个是托马斯提倡的主张。这在其后许多年严重损害了托马斯的声誉。但是,当时教会以及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对托马斯是有利的,他认为新兴商业阶层的成长,对教会来说是有利因素。

托马斯的思想影响深远,成为欧洲现代化的奠基人。托马斯认为,“任何能使人类认清真理的智慧,都是上帝所先行赋予的”。他也相信人类天生便有能力在没有上帝启示的帮助下了解到许多知识,即使这种知识一直被启示亦然,因为上帝决定赋予人类智慧。他的伦理学是建筑在智慧、自然和上帝之间的连续性这一认知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审慎、节制、正义、坚忍是人类的四大美德,这四大美德是天生的,是在人的本性中显露出来的,每个人都具有,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但基督徒还具有神学上的三大美德,即忠诚、希望、慈悲。基于此,托马斯列出四种律法,分别是永恒律、自然律、人之律法和神之律法。永恒律是上帝的指令,统治世间万物。自然律是永恒律中人参与其中的部分,经由理性得以发现。自然律是基于第一准则,即区分善与恶的准则。

正是基于上帝、自然、智慧之间的连续性,托马斯提出了当时著名的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而启蒙思想在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的兴起,均是试图直接或间接驳斥托马斯的证明。

由此也衍生出了经济学思想,最初是作为伦理学和司法的组成部分存在的。托马斯引入了公平价格的概念,通常是等于或高于卖方成本的市场价格或规定价格。这一概念对于斯密和李嘉图创立的现代市场经济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并被马克思用来分析劳动力剥削和剩余价值。实际上,托马斯是第一个提出卖方成本的人。由此引发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成本的构成是什么,以及在考虑劳动力的情况下,怎样分配成本是公平的?怎样是不公平的。

托马斯认为,由于买方急需一样商品,所以卖方提高价格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也解决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当时由于没有监管而导致的巨大的市场扭曲。当市场受到适当的监管以后,产品成本和劳动力构成成为中心问题,随着生产者开始购买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变得越来越低,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新的扭曲。

这位哲学家也开了所谓正义战争之滥觞。基督教福音书中宣扬和平,而实际上许多基督徒却动辄诉诸武力解决争端,这两者的冲突构成了困扰基督教几百年的大问题。托马斯确定了调和和平与战争之间矛盾的基督教信条,这一信条被用来定义正义的战争。

他在书中写道,战争的目的必须是惩恶扬善、宣扬正义,不能为了财富和权势而发动战争。发起战争的一方必须取得了教皇的认可,而战争的动机必须是为了获得和平。这些原则给予教皇无上的权力,他可以认可或否定一场战争。托马斯同时也指出,反对暴君统治的战争也是正义战争,这毫无疑问是为意大利反对腓特烈二世的战争正名。但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即被人们多方引用,成为后世人们起义推翻不仁不义之君或开展宗教革命的当仁不让之理由。

当然,诉诸武力一定会受到教皇制裁。但是原则一旦确立,教皇的权威遭到动摇,革命会自发蔓延开来,16世纪早期路德号召的宗教革命正是如此,以正义之名,革命就会受到上帝或者声称是上帝指定之人的支持。

9.4但丁和意大利语

在12和13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当意大利语逐渐成长为文雅的书面语之时,其它语种仍是作为宗教语言被经常使用。拉丁语是天主教的语言,希腊语为东正教所用,阿拉伯语是穆斯林的语言,而索罗亚斯德教的文献是用波斯语写就的,其精致的文学传统和措辞对新的哲学和神学的发展颇有益处。意大利语是当时出现的第一个与宗教没有联系的语言。

欧洲语言的发展以诗人但丁·阿利基耶里(1265-1321)为分水岭。在但丁之前,欧洲唯一的语言是拉丁语,其它语言都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方言。当然,也有使用地方语言的尝试,即便是在意大利也如此,腓特烈的法庭曾经使用过西西里的方言,方济各使用翁布里亚的方言进行创作,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也使用当地的方言创作。但是,是使用佛罗伦萨方言创作的但丁及追随他的托斯卡纳诗人使欧洲人意识到,可以使用地方语言来对抗拉丁语。

但丁用自己的新语言创作了一部文学巨著。他赋予托斯卡纳语以庄重的气质,那就是现代意大利语的源头。但丁用作品证明这种新语言已足够成熟,可以创作出非常细腻精致的文学作品。讽刺的是,在意大利这个拉丁语核心区,第一次生发出对拉丁语系统性的背离,而拉丁语在西欧文化的统一和身份的确认过程中功不可没。这也标志着书面文本与宗教文本的分离,同时也是对古罗马和古希腊传统的回归。

正是在意大利,随着公社和富有活力的市民阶级的兴起,旧的封建社会的模式被打破。新阶级需要新的语言。意大利语一旦开始使用,其它国家的人们受到鼓舞也跃跃欲试,想要发展出自己的语言。因此,欧洲渐渐打破了语言上的统一,地区发展也开始分化。但是,这一过程长达几百年。当时,但丁确认了三种流行的新拉丁语,他以肯定词的不同用法来区别这三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别是现法国北部地区使用的“oil”,法国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地区使用的“oc”,以及意大利其它地区和当时阿拉伯占领的西班牙部分地区使用的“sì”。

但丁将自己的巨著《神曲》所用的语言命名为“意大利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合成的文学语言,基础是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同时融合了拉丁语元素和其它地区的方言。他创作的初衷不是仅供其他诗人欣赏,而是将不懂诗的门外汉以及神职人员也做为目标读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全意大利传播。通过创造一种史诗结构并传递了哲学意义,但丁证明意大利语完全可以用来创作对语言要求最高的书面文学作品。

但丁作品围绕的主题是西方道德中的核心议题,即便在今天仍然是,即从地狱到天堂的朝圣之旅。作品开头朝圣者遭遇道德危机,结尾处上帝现身。

《神曲》中交织着两个宏大的元素,一个是关于哲学的,一个是关于人的。第一个元素涉及的主题包括科学、文化、政治,但丁试图为当时的哲学和政治之辨找到答案;包括神学,是建筑于托马斯关于上帝、自然、人类智慧连续性的思想之上;还包括政治思想,支持德国皇帝,反对睥睨众生的教皇。在这方面,托马斯坚定地站在教皇一边,反对皇权,但丁有着不同于托马斯的立场。但丁提出了一个对意大利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即在皇权已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有必要限制教皇的权力,以及意大利应寻求共同的事业。正是由于这一哲学方面的思考,使得《神曲》不同于《埃涅伊德》、《伊利亚特》、《奥德赛》等之前的伟大诗歌,这些诗歌都缺乏广泛的哲学思维。

《神曲》中另一个元素是关于人的。但丁在旅程中见到并描述了他生命中以及同时代的所有重要的人物,通过描述地狱和炼狱中的折磨和天堂的恩赐,但丁道出了人所承受的艰难悲痛。通过对这一朝圣之旅和诸多人物的描写,我们窥得了但丁个人饱经风霜的灵魂。但丁的偶像是维吉尔,而维吉尔又受到荷马的启发,但是但丁与这两位古代伟大的诗人不同,他通篇用第一人称描写。《神曲》中的描写是许多现代恐怖故事的原型,现代的电影、电视节目以及游戏多次重现了其中的地狱之旅。在漫长的工业革命前夜,但丁独自拷问灵魂,探寻真理,求得救赎。随着现代世界于19世纪末开启,灵魂和地狱也充斥了我们的生活,魔鬼、吸血鬼、僵尸、女巫、狼人在杂乱无章的城市中游荡。仿佛但丁所处的中世纪从不曾远离,我们反而更深的沉没其中;仿佛但丁曾于其中浴火重生的地狱,已经弥漫至我们生活的城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但丁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远远大于他的偶像维吉尔。甚至现代诗人,如艾略特、庞德等也都深受其影响。连流行文学也情不自禁受到但丁所描述的灵魂之旅的巨大启发。丹·布朗2014年出版的畅销书《地狱》即脱胎于但丁的《神曲》。

9.5乔托和现代绘画

但丁影响之巨,同代人中很难找到能望其项背者,唯一一个可与之比肩的是画家乔托(1266-1337)。乔托凭借一己之力开创了自然、人、物绘画新技法,他引入绘画的三大新元素,在之后的两百年里由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这三大元素分别是:对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乔托是第一人;明亮色调的运用;以及对透视法的探索尝试。乔托的同代人、银行家、编年史家乔瓦尼·维拉尼称乔托是“同时代杰出绘画大师中的王者,他画作中所有的人物和动作都是自然生动的”。16世纪末期的传记文学家乔尔乔·瓦萨里称赞他抛弃拜占庭绘画风格的行为,认为这是一次在绘画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并认为乔托“是我们今天所知的伟大的绘画艺术的创始人,引入了之前两百多年一直被忽略的写实的绘画技法”。

现代人整日浸淫于各种明亮的屏幕、电视、电脑、手机等等,接触数不清的移动画面,因此很难理解画像在中世纪的重要性。在14世纪,画在墙上、木板上和布帛上的绘画是十分少见的。古罗马时期的宝贵的绘画作品在野蛮入侵期间遭到毁坏,古希腊的艺术品、雕塑、建筑也在战争中被毁坏殆尽。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碎片,即使是拜占庭也没有好好保存这些艺术碎片。

几百年来教廷文武并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从而确保人们能恰当地展示和持有神像,确保神像的神圣性和凌驾于人类灵魂之上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拜占庭帝国非常重视神像相关的运动以及神像的销毁,以防止人们因画像的魅力而着魔,受到蛊惑。当时的宗教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神像的管理,穆斯林禁止画神和先知的画像。在伊斯兰国家,宗教艺术是当时艺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只能以书法或者建筑的形式表现出来。神像都是比较复杂的图画,大多数是刻在木头上的,高度程式化的基督或者圣徒的画像,这在当时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是主要的艺术形式,不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神像是化身为人的神。基督的化身要比普通人更具神圣性,或者可以说就是神具象为可辨识的人的形象,神圣是其本性。

当乔托第一次尝试描绘出世界原本的样子时,革命即发生了。正如之前所述,这与当时宗教、哲学、文学、政治、社会上的变革是一致的,但是能感知到这些变革的必定是非凡的人。乔托的画在普通人、新兴富裕的商人和匠人以及贵族中引起了情感共鸣。他们从中获得看世界的新方式,原原本本所见的世界被画出来,而不是像之前的神像画家那样经过抽象和象征化处理,多年来,公众已经习惯于那些经过处理的画作了。乔托画中每个人的脸都与生活中身边人的脸类似。基督和宗教不再高不可攀,仿佛触手可及,所用的语言就是但丁创作《神曲》所用的大众语言,行止穿着就像是方济各会的小修士一样。神性就在我们身边,神性即人性本身。

自乔托开始,绘画变得与人们所看到的世界越来越类似。就像托马斯·阿奎纳所说的,人类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与上帝相通的自然法则,所以人类的眼睛自然能立即辨认出绘画中反映的人物与情境。这一过程在罗马和古希腊时期的雕塑艺术中已然存在,从当时保存下来的那一时期的塑像中即可看出。但是在绘画中,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现在是完全无迹可寻了。此外,方济各的经历证明,耶稣的牺牲是发生在尘世之中的,从时间上来说并非多么久远,因此福音书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在当世描绘出来,而非在古罗马时代。

在随后几百年的时间里,描摹现实的绘画技艺不断精进,而且由于视觉科学、透视学、解剖学的发展,这项技艺日臻完善。最终的目标是在二维画布上重现三维世界。这种在二维空间完美再现三维世界的精神一脉相承,也贯穿于现代随处可见的大银幕上的影像之中。这一革命始于乔托。

方济各、托马斯、但丁出身非富即贵,而乔托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出身。根据瓦萨里的叙述,乔托小时候是放羊的,他在岩石上画羊的时候被佛罗伦萨伟大的画家奇马布埃发现了。乔托画的羊栩栩如生,因此奇马布埃问乔托的父亲能不能收乔托为徒。瓦萨里还称,当教皇派信使给乔托送信,让其画一幅画证明自己的技艺时,乔托画了一个完美的圆,让信使带给教皇。瓦萨里的时代距乔托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当时画家们普遍追求的是完美再现所见的现实世界。但是在乔托的时代,画家罕有这样的意识。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许多人怀疑瓦萨里叙述的真实性。但是,不论是否真实,瓦萨里的故事都说明,在绘画中描摹现实之举始于乔托。

总体看来,乔托并未继承他的恩师奇马布埃的绘画技法。奇马布埃采用的是与古时一脉相承的技法,而乔托则是独辟蹊径,将阿诺尔夫·迪坎比奥人像雕塑作品中的技法移植到绘画中了,也即乔托将罗马雕像传统中追求惟妙惟肖的感觉带入绘画中了。与奇马布埃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伟大画家不同,乔托并未对自己画作中的人物进行程式化处理或者人为拉长比例,也未遵循同时期的拜占庭模式。他画中的人物是三维的,面孔和姿势都是基于仔细的观察而创作出来的,衣服也并非是飞扬的、形式化的,而是自然下垂的,有质感和重量的。他还大胆地运用了透视法中缩短线条的技法,使人物的脸朝内,背部朝向观察者,营造出纵深空间的感觉。

乔托画中的场景类似压缩的生活自然场景,由于运用了透视法,看起来像是舞台布景。这种逼真的场景,再加上乔托对人物巧妙的安排,使得欣赏画作的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自己也置身其中一样。

此外,乔托画作中的人是有情感的。正是由于逼真的人物面部特征和情感的描摹使得乔托不同于其同时代的其他画家。他画中的人物或哭或笑,悲喜绝望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仿佛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一样。故事还是神圣的,是圣经中的故事,但人物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了,而是更接近普通人,就像方济各和追随他的那些修士一样。

9.6美第奇——意大利政治经济家族的完美典范

一系列因素促使佛罗伦萨在13世纪和14世纪崛起,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在佛罗伦萨附近的托尔法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明矾矿藏。明矾是佛罗伦萨地区大量生产的羊毛和其它纺织品的媒染剂。之前,伊斯兰国家是明矾唯一的出口商,欧洲不得不从那里购买。教皇赋予美第奇家族明矾矿的垄断权,使他们成为欧洲第一个明矾制造商。第二个因素是罗马朝圣路线。罗马是欧洲朝圣者的目的地,也是全欧洲忏悔者捐赠品的最大受益者。一部分捐赠的钱财轻易就流进了佛罗伦萨。特别是在十六世纪,美第奇家族诞生了四位教皇,此时他们已成为罗马和佛罗伦萨实际上的统治者。

第三个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因素是宗教上对于借款利息的限制。当时,教会禁止出借方收取利息,认为人们不可以从中获利,那是属于上帝的。这种限制也加诸于穆斯林居民身上,他们只能收取最小额度的利息,但犹太人不受这种限制。但是,从现实目的来说,出借方应该得到补偿,否则会没有人愿意再出借的。因此,佛罗伦萨的基督教居民发明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体系,根据这一体系,出借方虽然不能收取利息,但在贸易中的货币交换方面会得到相应补偿,当时欧洲不同的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城市流通的货币都不一样。当时,借贷业、贸易以及日益复杂的会计和信用体系交织在一起,共同发展。对于佛罗伦萨来说,是明矾和羊毛织物贸易、低价的融资、罗马的影响力赋予其在欧洲独特的中心地位,使其成为欧洲银行业的中心。

此外,在佛罗伦萨,随着这一商业家族权势的扩张,早期资本主义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均显现出来。家族通过金钱获得权力,又利用权力巩固财富,并进一步扩大金钱和权力来源。在十五世纪,他们是欧洲最大的银行家和佛罗伦萨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一直保持着平民的身份,并非君主。在权力和金钱的作用下,美第奇家族还诞生了两位法国摄政皇后:凯瑟琳·德·美地奇 (1547–1559)和玛丽•德•美地奇 (1600–1610)。她们将自己的烹调和饮食习惯带入法国,从而开启了后世被称为法国菜的传统。

美第奇家族的财富始于羊毛贸易。据估计,美第奇曾一度是欧洲最富有的家族,以此为基础,他们最初在佛罗伦萨获得了政治权力,之后又将权力范围扩大至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在会计方面一个突出的贡献是通过改进总分类账发明了复式记账法,跟踪贷方和借方的动向。贷方和借方这两个词即是源于意大利语:借方,意大利语是credito,词源是credere,意思是受到信任的人,也即收到款项承担信用的一方;贷方,意大利语是debito,词源dovere,施加义务之人,也即所借出款项必须偿还的义务。美第奇家族是最早采用这一体系的商人之一。

美第奇家族的兴起始于13世纪,那也是但丁和乔托所处的时代。1298年,欧洲银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锡耶纳的邦西诺里斯家族破产,相应地,锡耶纳也失去了欧洲银行业中心的地位。这为美第奇家族和他们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竞争者阿尔比齐家族带来了机会。直到15世纪科西莫掌管时期,美第奇家族才成为佛罗伦萨的主宰。15世纪,美第奇家族的一位继承人乔凡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由于引进了按比例纳税制度而享有盛誉,根据这一制度他所纳的税是最多的。其长子科西莫·美第奇于1434年接管家族,科西莫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大师。至此,美第奇家族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无冕之王。科西莫、皮埃罗、洛伦佐接连三代美第奇家族的继承人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佛罗伦萨,他们的统治不是通过废除政府,而是通过控制政府。此后,美第奇家族更是在意大利政治中独领风骚达一个世纪之久。

16世纪,基督教新教兴起,欧洲陷入分裂状态,美第奇家族也开始没落。他们是艺术的赞助人,但是在宗教领域,他们却没能阻挡住马丁·路德及其思想的前进,宗教革命时的教皇是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克莱门特七世。他在位时期,罗马还遭受了查理五世的洗劫,之后克莱门特七世被迫为查理五世加冕。自遭受洗劫后,意大利即开始陷入外国政权的统治。

9.7地中海地区政治平衡中的最高政治艺术

14世纪初意大利的政治版图,在之后的两百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可以将这一版图用最简要的语言概括如下:在13世纪和14世纪,意大利逐渐在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整个意大利却仍处于分裂状态,没有一股势力能统一整个半岛,甚至没有任何一方能成功统一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与此相似,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残余的拜占庭帝国,虽然孱弱且被安纳托利亚和塞萨利不断蚕食,却坚持抵抗与其相邻的穆斯林国家和斯拉夫国家的侵袭。伊斯兰世界也处于分裂状态,多名统治者瓜分了曾经一度坚不可摧的阿拉伯帝国,而新近入主此地的塞尔柱突厥人,虽然打败了邻居,却也无法统一所有的穆斯林同胞。威尼斯和热那亚正成长为意大利拉丁基督教诸王国中的支柱力量,但他们也未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天主教世界也是分崩离析。法兰西和英格兰陷入延绵的战事之中。德国的诸侯们正摆脱国王的统治,各自为政,不断向东扩张侵入当时还处于半野蛮状态但极具攻击性的波罗的海人和罗斯斯拉夫人领地。

在这一高度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国家频繁更迭,版图朝夕变换,就如同上市公司的股票一样每日波动不停。而教皇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由于有新近暴富的意大利人的资助以及朝圣者的捐赠,教廷拥有了足以配得上其宗教影响力的财富。此外,东西方之间均遭受政治动荡,使得与远东之间的贸易以及丝绸之路开始繁盛,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贸易。虽然这一贸易已经存在数百年,但意大利的暴富以及欧洲经济的兴盛刺激了对东亚奢侈品和香料的需求,正如我们所见,羊毛纺织品生产和贸易是佛罗伦萨信贷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教皇是这一分裂状态的受益者,也可能是反对权力集中的主要力量。贸易对于较小的国家更有益,因此他们也是这种权力上的不稳定平衡的拥护者。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许多地方,效仿意大利成立了许多独立公社。从东部的今俄罗斯地区至今比利时地区,遍布着汉萨联盟城市,已成为北欧地区的重要政治力量。遍布法国、德国和英格兰的集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了欧洲大陆的贸易和商业链。此时,诸侯与皇帝们为争夺权力互相倾轧,法国和英格兰陷入百年战争的泥潭,这场战争始于1337年,止于1453年,同年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城邦和商贸阶层在这种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在15世纪下半叶,情况开始改变。奥斯曼土耳其在1453年征服拜占庭,并着手开始统一其他的穆斯林政权,同时将拉丁人驱逐出黎凡特,这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更大的变革。同时,法国结束了与英国之间漫长的战争,一个统一的、兵强马壮的法兰西正在冉冉升起。类似的变革也发生在西班牙,好战的卡蒂格里亚王国和格林纳达王国正将阿拉伯人驱逐出半岛。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 -1527)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最终成为欧洲政治思想的开山鼻祖。在当时残酷的权力争斗中,没有一个国家能成功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几方势力在争夺权力罢了。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理论和实践残酷无情的分析与当时官方提倡的道德相抵触,但却如黄钟大吕,揭示了深刻的真理,对其后几百年欧洲的政治发展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品《君主论》,堪称一部旷世杰作。时至今日,人们仍经常用“马基雅维利主义”来形容马基雅维利在书中曾经描述的那种毫无道德原则的政治家。因为《君主论》赞同那些通常被认为邪恶的、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人们提起“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通常会想到欺骗、阴险、野心、残忍等。

马基雅维利生在一个骚乱的时代,教皇们发动扩张性战争压制意大利的城邦,法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瑞士等为争夺外部势力和影响力交战的时候,经常会遭到其内部人民和城市的背弃。政治军事联盟关系变换不定,雇佣军经常毫无预兆地改变立场,很多短命的政权交替更迭。

身处其中的马基雅维利类似于中国的韩非子,他洞察时事,条分缕析,宣称可通过暴力、高压统治、谎言等获得并保住权力,而且有理有据。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念相反,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想象出来的社会不应该成为君主们治国理政的典范。他的观点虽然遭到公开唾弃,却在其后几百年被无数人潜心研究。1920年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当时的意义堪比现今的共产党,均是代表了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可以推动国家和普通民众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现代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甚至称马基雅维利为现代之父。

马基雅维利还论述了战争的艺术,但他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是经验丰富、极具天赋的佛罗伦萨外交家、政治家和小说家。他创作的戏剧《曼陀罗》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被理解为对美第奇家族的讽刺之作,进一步强调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即支持共和政府,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于单一领导人的手上。美国的创立者们在起草宪法和设立国家时始终牢记这一点。

9.8列奥纳多·达·芬奇:艺术、科学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

如果说是乔托使艺术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画中努力再现肉眼所见的形体和景致,那么一百多年之后的达·芬奇则是使乔托所开辟的事业臻于至境,将艺术与科学联系起来。但是列奥纳多的成就还不仅止于此,他身上体现了可以在个体身上体现的所有创新元素,不止是艺术方面的,还有那些富有远见的发明。包括通信在内的几乎所有可定义现代社会的特征都可追溯至达·芬奇。他从工程学的角度构想出了汽车、坦克、飞机、直升机等设备。他对许多设备的基本特征有非常清晰的设想,所缺的只是驱动引擎装置的动力。后世的人们发现,动力可以由蒸汽或汽油引擎提供,或者电力提供。

达·芬奇几乎对所有领域都有研究,雕塑、建筑、音乐、数学、工程、发明、解剖、地理、地图绘制、植物学、写作等等。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许他还是最多才多艺的人。

列奥纳多·迪·皮耶罗·达·芬奇 (1452–1519)身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一个具有“无尽好奇心”和“无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在他的作品中,《蒙娜丽莎》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常为人们所复制的,而《最后的晚餐》是宗教题材的画作中被复制过最多次的。他的画《维特鲁威人》也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被印在欧元硬币、课本、衣服等各种各样的物品上。由于他不断进行通常是灾难性的新技术实验,他的画作中只有一小部分,约十五幅留存下来。

达·芬奇因其在技术方面的天才而受到推崇。他构想出了飞行器、装甲车、太阳能聚能装置、加法器、双壳船等,还提出了板块构造的基本理论。他的设计在当时很少有能制造出来的,有的看起来甚至不可行。但是他的一些小发明如自动绕线机、测量金属丝抗拉强度的装置等在当时已匿名投入制造,大家并不知道是他的发明。他在解剖学、土木工程学、光学、流体动力学等方面都有诸多发现。

他的生平事迹向同时代的人证明了,他们可以打破所有限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世界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只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调查和实验。新的发明或新的观点可以改变世界。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通往西印度群岛的新航线,一个崭新的大陆,从而证明了地球不是平的,是圆的,并且比之前人们想象的要更加广阔,更加多元。

当人类变成超人,甚至与上帝越来越相似之时,现代世界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研究并探索自然界所有的秘密,并加以利用。现代世界的所有特质都已具备,蓄势待发,首先在欧洲蔓延,然后席卷整个世界。

但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意大利即失去了其中心地位。毕竟,当意大利的天才们,如哥伦布,去效力西班牙女王发现新大陆之时,如晚年的达·芬奇,去服务法国国王之时,已经证明,意大利半岛这个曾经孕育创造性思想的摇篮已经盛不下它的孩子们了。而那些流亡在外的孩子又加速了它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衰落。

9.9米开朗基罗的文艺复兴:看世界的新视角

在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环境中,财富开始扩张,而得益于居住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统治阶层权贵们的赞助,艺术开始迅速发展。如果说乔托开启了革命,那么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1475—1564)则是其所处时代艺术的巅峰和典范,转变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和自然的视角,至今仍是西方文化的坐标。在罗马的西斯廷大教堂,他所绘制的穹顶画之下,红衣主教们至今仍在选举教皇,仿佛象征他画中展示之宗教至今仍在天主教这个主导西方世界的、全世界最大的一元宗教延续。

与乔托一样,米开朗基罗也是从雕塑中获得灵感的。比列奥纳多年轻25岁的米开朗基罗是从雕塑转向绘画的。他仿佛是从岩石中发现了所雕刻的人物一样。如果没有事先看到他的未完成的雕像,恐怕从某种程度上无法完全理解他的杰作如《大卫》、《摩西》、《圣殇》等。那些未完成的雕像显示,所雕刻的人物仿佛要从洁白的大理石中挣脱出来,仿佛美丽的蝴蝶正破茧而出,那一瞬间的动作凝固成这未完成之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雕塑人物,显示了卓越的超人的特质,光滑无暇的身体,紧绷的肌肉,有时人物的身体被肩头垂下的衣物遮挡,身体仍是完美地紧绷着的,没有任何赘肉或松弛的皮肤,衣物上也没有褶皱。蝙蝠侠、蜘蛛侠等美国现代的漫画形象即源于这些雕塑。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人物不再是乔托画中的普通人。虽然仍然是人和神,但他们的身体特征是完美无瑕的、理想化的。这种完美的身体曾经在希腊和罗马艺术中常见,但几世纪以来由于被认为是对神的不敬,是异教徒的象征已经被摒弃并遗忘了。现在被重新发现,并赋予新的意义。在乔托的画作中,圣人和宗教人物完全是当时普通人的形态,但是在之后的画家,特别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这些人物具有希腊雕塑那样的完美的躯体。因此,希腊传统的雕塑艺术完全展示了基督教内容,不再被认为是有害的,或者与基督教相悖的。但是在这种新艺术中还有一种新元素,就是心理。古希腊和罗马艺术在人物心理塑造方面是空白的,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几乎是不表露感情的。毕竟这些人物充满神性,已经不受七情六欲之苦了。人们看到这些艺术品时也会有距离感,会感到这些人物虽然有人的外形,但内心想法和思维方式已经超脱于人类了。

米开朗基罗作为一个雕塑家、画家、建筑家、诗人和工程师对西方艺术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从许多方面看,西方艺术可以以其为分水岭划分为米开朗基罗之前的时代和之后的时代。

米开朗基罗最为同代人所尊崇的品质是令人惊叹的伟大恢弘之感,他作品中的人物以人类的血肉之躯和情感展现出神性和超人元素。他创作的圣人并非没有实体的存在,不论是多么超凡脱俗,也都经受着困扰凡人的苦痛折磨。他的作品高度个性化并充满感情。例如,《摩西》表明他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圣殇》中的圣母玛利亚是一位神圣的年轻母亲,因为失去儿子而抑郁低沉,大卫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对自己的功绩引以为傲并感到惊讶。很多其后的艺术家都试图模仿米开朗基罗充满激情的、高度个性化的风格。

他将对人物心理的描摹带入绘画中。《最后的审判》中的基督是一个强大的、令人敬畏的人物,但并不会让人觉得遥不可及,仍然是我们可理解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正如天主教教义指出的,他身上充满人性。

米开朗基罗的贡献不仅止于纯艺术方面。圣彼得穹顶开创了建筑新风格。他挑高了自伊特拉斯坎人和古罗马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圆形穹顶,使其拱度不再是完美的圆形,产生了一种向天空延伸的感觉,从而更具有神圣性。据传说,穹顶的主体工程完工之后,出现了一些裂纹,米开朗基罗担心穹顶会坍塌,逃走了。几周后并没有听到穹顶坍塌的消息,他才又回到了罗马,而穹顶自建成至今已有五百年,仍屹立不倒。

[1] see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CHIN-02-250613.html

[2] Sarah Allan Buried Ideas (SUNY Press), 2015

[3]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4] See for this section Thompson, Augustine. Francis of Assisi: A New Biograph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Frugoni, Chiara. Vita di un uomo: Francesco d’Assisi. Preface by Jacques Le Goff. Torino: Einaudi, 1995.

[5] For this section see Abulafia, David. Frederick II. A Medieval Emperor. Penguin Press, 1988. And Armstrong, Karen. Holy War: 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 on Today’s World. Anchor Books, 2001.

[6] For this section see Aquinas, Thomas. An Aquinas Reader: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Thomas Aquinas. Ed. Mary T. Cla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Aquinas’s Shorter Summa. Manchester, New Hampshire: Sophia Institute Press, 2002. Davies, Brian.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7] On this point see also Karen Armstrong’s A History of God (1993)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s (2006).

[8] Summa, I-II, Q109a1.

[9] For this part see La Divina Commedia a cura di Natalino Sapegno. Milano-Napoli: Ricciardi, 1957. Auerbach, Erich. Studi su Dante. Milano: Feltrinelli, 1963. Sanguineti, Edoardo. Tre studi danteschi. Firenze: Le Monnier, 1961. Croce, Benedetto. La poesia di Dante. Bari: Laterza, 1921.

[10] For this part see Vasari, Giorgio. 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i, 1568. Lives of the Artists. Trans. George Bull. Penguin Classics, 1965. Sciacca, Christine. Florence at the Dawn of the Renaissance: Painting and Illumination, 1300-1500. Getty Publications, 2012. Agapiou, Natalia. L’autoritratto di Andrea Mantegna nella ‘Camera dipinta’ del castello di San Giorgio a Mantova: le peripezie di un motivo ornamentale. Studi Umanistici Piceni, XXXII. Bokody, Péter. “Justice, Love and Rape: Giotto’s Allegories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in the Arena Chapel, Padua.” The Iconology of Law and Order. Ed. Anna Kerchy et al. JATE Press, 2012. 55-66.

[11] I this part owe to Parks, Tim. Medici Money: Banking, Metaphysics, and Art i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ce. Enterprise, 2006.

[12] Hibbert, Christopher. The House of Medici: Its Rise and Fall. Morrow, 1975.

[13]See also Anglo, Sydney. Machiavelli—The First Century: Studies in Enthusiasm, Hostility, and Irrelev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Baron, Hans.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Civic Humanism and 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 Vol. 2. 1955. Fischer, Markus. Well-ordered License: On the Unity of Machiavelli’s Thought. Lexington Book, 2000. Guarini, Elena. “Machiavelli and the Crisis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ilbert, Allan. Machiavelli’s Prince and Its Forerunn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38. Gilbert, Felix.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Italy. 2nd edition. 1984

[14] See Gramsci, Antonio. Il Moderno Principe. 2012.

[15] See for this Nicholl, Charles Nicholl. Leonardo da Vinci: The Flights of the Mind. Penguin, 2005. Lucertini, Mario, Ana Millan Gasca, and Fernando Nicolo. Technological Concepts and Mathematical Models i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Engineering Systems. Birkhauser, 2004. Kemp, Martin. Leonard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 For this part see Ackerman, James. The Architecture of Michelangel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Clément, Charles. Michelangelo. Harvard University, 1892 (Digitized, 2007). Condivi, Ascanio and Alice Sedgewick. The Life of Michelangelo.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553. Baldini, Umberto and Liberto Perugi. The Sculpture of Michelangelo.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