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意大利的兴衰、城邦及其最终地中海中心地位的丧失 第六章:中世纪鼎盛时期荒废的意大利,以及其重生之始


6.1公元七世纪,意大利和前西罗马帝国变为一片荒地

七世纪的意大利毫无昔日的辉煌。军队在半岛上四处流动,破坏村庄。尤其是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地区见证了前罗马秩序及其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几乎彻底的毁灭。在东罗马帝国控制的意大利南部地区,情况可能会稍好一些。那儿的许多平民继续使用希腊语(他们也曾是希腊殖民地),他们觉得自己比讲拉丁语的意大利其他地方更接近君士坦丁堡。

入侵的日耳曼部落[1]占据了前罗马贵族的大片土地,在某些情况下,旧贵族与新征服者混杂在一起。大约三分之二的前罗马领地被新入侵部落占领。旧的奴隶制结构也在提倡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新信仰的压力下被废除,但一种新的农奴制又诞生了。日耳曼侵略者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平等观念,即任何自由人都可以加入战斗,并根据个人的勇气和在战斗中取得的成功获得地位等级的提升。

基督教的平等主义信仰和日耳曼的部落习俗也适应了罗马农业庄园的生产要求。入侵者既与贵族混杂在一起,又与农民和先前的奴隶混杂在一起,旧的农村别墅制度成为远离入侵者目标的大城市后,生存和财富的新基础。日耳曼部落开始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当地的农民忠于当地的庄园主人,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的土地管理制度。这种日耳曼部落特有的忠诚是个人的,与传统社会规范无关。这在没有考虑到由罗马几个世纪的传统所形成的旧的法律体系,赋予了庄园主人更大的权力,进一步忽视了查士丁尼的新法律法规。

在这段时间内,封建组织也在社会上大行其道[2]。在帝国时代,贯穿整个帝国的普遍准则都被查士丁尼法典所强调,但是这逐渐被一种复杂的个人忠诚体系取而代之。人民服从于一种首领等级制度,在社会底层,农民与他们耕种的土地、拥有这块土地的主人、和生活在该土地上的人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欧洲其他地区,这一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在这些地区中,地方的绝对权力日益增强,未受到拜占庭帝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重大影响,新王国正在形成。但在意大利,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因为意大利有三个势力共享霸权:三位入侵的“野蛮人”国王(伦巴第人、法兰克人、神圣帝国的日耳曼人)、残余的拜占庭势力,以及罗马教皇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在这个复杂的体系中,单一的某个中心、城镇,甚至某个人都比在北欧自由。在这里,戴克里先大帝之后诞生的庞大官僚体系被一个由个人对效忠于国王的主人的忠诚构成的金字塔体系所取代。该体系的弱点就是这种个人关系,因为个人关系很难继承,它在国王和附属国的每一次变动后都会动摇。

教会的干预至少部分地弥补了这种弱点,为新上任的帝王和整个个人效忠体系提供了圣洁的宗教庇佑。帝王之所以能够如此,不仅是因为他曾用武力战胜对方,更是因为教会表明这正是上帝的意愿,其他人必须接受上帝的这一意愿。在这些条件下,再加上个人关系和宗教祝福所带来的忠诚,封建制度可能会更加简单和灵活,这当然是它持续几个世纪的原因之一,尤其是与截然不同的拜占庭帝国那日益复杂的官僚主义相比。

在封建制度中,教会的作用是最基本的,因为它是权力的最终保证,虽然在一开始它并不涉及权力的实际行使,但牧师、主教们以及众多寺庙为国家提供了文化知识和有文化的才人,用以有效地管理庄园和封地。但是在后罗马时代,新首领们常常把为战争练兵作为文化的重点,而不是经典著作或行政管理。这是一个缓慢的整合罗马教会的过程,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庇护,并且当时新王国的掠夺也几乎完全根除了前罗马的行政权力。

在意大利,这一过程始于伦巴第人的入侵,他们将拜占庭人驱逐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

6.2伦巴第人对意大利对抗拜占庭的控制

随着伦巴第在六世纪末入侵意大利并在一个世纪后巩固其权力,意大利在罗马帝国内部经过大约八个世纪的统一后,最终分裂成三个地区。分裂的这三部分持续了大约12个世纪,直到19世纪末才完成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在某些方面,意大利的分裂见证了前罗马帝国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分裂。当时帝国的南部被前希腊殖民者的希腊文化所统治,北部被危险的高卢人所控制,而中心地区则为融合了伊特鲁里亚和意大利传统的罗马城。七世纪时的分裂与其极为相似:南部由讲希腊语的拜占庭人控制,北部由日耳曼部落控制,中部由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控制,而教皇为则整个西欧提供了从未间断的文化和宗教。

更重要的是,伦巴第人把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向北移动。早在罗马帝国晚期,米兰就已经成为其非常重要的战略城市,因为它位于富饶的波谷流域中心,以及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交汇处。随着伦巴第与拜占庭控制下的南部地区的隔绝,米兰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但是周围地区仍然以伦巴第人的名字命名。[3]

六世纪末,伦巴第人进入意大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将拜占庭人从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同时也保卫了他们新获得的领土不受来自东部的斯拉夫部落的侵犯。此外,他们向南推进到贝内文托,但没能继续前进。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南部地区一直处于拜占庭人的统治下,他们保持着与意大利南部的联系,并凭借强大的海军控制着这些地区。

但是伦巴第的入侵开启了意大利的一个新变革。在伦巴第人刚进入意大利时,他们被认为是异教徒或阿里乌斯教徒(另一个异端基督教),但其国王很快便皈依了天主教,成为教皇的政治保护者,取代了拜占庭皇帝的角色,并将罗马的政治中心迁离了君士坦丁堡。这一变革加剧了半岛上北部和中部伦巴第人与南部和海边拜占庭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或许这两种当代政治动态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伦巴第人正在意大利寻求政治和宗教支持,赋予他们持有新获得的土地合法性。教皇可以认为,向皇帝寻求保护是不可靠的,因此他必须寻找其他解决办法。在许多微妙的神学问题上,皇帝会站在东罗马帝国的教义一边(也更有利于他获得政治地位),在宗教和政治权力上与教皇必须保持一致和统一。教皇代表了西罗马帝国的观点,即在政治不统一的情况下,也必须保持宗教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的两种不同性质(人与神)的统一看起来更接近于基督徒在信仰上统一,但在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王国中彼此征战的事实。另一方面,基督教领导下的帝国更依赖于信仰和政治的统一,因此对基督的一种性质(更偏向于神性)的强调,在一个日益受到国内瘟疫和叛乱的围困、波斯的威胁以及很快受到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外部威胁的帝国中起到了更好的作用。虽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但随着东方拜占庭帝国的进一步衰落和西方强大的日耳曼帝国的崛起,这也会随之实现。

但在此之前,尽管在席卷北非并征服西班牙的阿拉伯势力崛起后,伦巴第人在728年把苏特里捐赠给了教皇。实际上,这个捐赠是伦巴第国王与教皇之间的互助协定,是对教皇统治下罗马公国领地的第一次延伸,是教皇国的历史基础。这项捐赠开始于意大利所有伦巴第人正式成为天主教徒(伦巴第国王库宁克佩特于公元700年皈依,他的所有人民也跟随他皈依这个新信仰)之后不久。此外,伦巴第国王宣称对整个意大利拥有主权,并呼吁教会给予道义上的援助,将拜占庭赶出半岛。与此同时,由于教皇拥有自己的领土,教皇国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独立。罗马教皇部队与入侵的伦巴第人作战,并将他们挡在罗马教皇领地之外,而罗马教皇领地在意大利继续发展。也就是说,教皇在拜占庭皇帝、他自己和伦巴第部落之间保持了平衡。

伦巴第人巩固他们对半岛的统治时,他们也播下了未来分裂的种子。伦巴第国王把土地分成公爵领地,赠与那些公爵们。事实上,这些公爵以反复无常的方式管理着自己的土地,基本上独立于中央政府。后来的法兰克和日耳曼统治者,把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塑造成城市内部各自管理的体系,延续了封建时代典型的管理方法。与此相反,意大利南部在拜占庭和之后的统治者统治下保持了政治统一,以及更多的文化统一。

6.3罗马和意大利复兴之始

伊斯兰教的兴起彻底破坏了地中海的统一,并在几个世纪内迅速扭转了前罗马帝国东西部之间的权力平衡。穆斯林压迫着东罗马帝国和前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积极承受了压力,而后者则极易屈服,在穆斯林的压迫下,让其征服西班牙,深入法国,直到普瓦捷才被日耳曼法兰克人阻止,日耳曼法兰克人是不久前皈依基督教,并将其作为对抗侵略者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的人。

然而,来自穆斯林的压力加强了罗马作为这些后罗马王国的宗教、文化和某种深层次的战略中心的地位,这些王朝受到了来自南方强大的新挑战的威胁,并最终在日益恢复的意大利和教皇的领导下,进行反击。这位教皇可称为是罗马教皇马克西姆斯转世的

几个世纪以来,东罗马帝国一直抵制穆斯林,为保卫基督教在欧洲的东部边界而战斗。它对穆斯林的强烈抵抗与意大利的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相呼应,达到了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1453年,当基督教最终屈服时,也以为意大利作为西方政治、宗教和经济中心也开始衰落。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彻底结束了地中海的中心地位;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了新教改革,最终打破了西方宗教的统一。

然而,在跳出圈子,以旁观者看全局之前,我们必须强调,七个世纪以来穆斯林的威胁产生的双重影响,以及与东罗马帝国的竞争和半联盟,帮助意大利重获新生,成为一个经过改造的西方世界(到达以前未受改信罗马教的罗马士兵的影响的欧洲北部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换言之,意大利在那几个世纪日益重要的原因是,半岛支离破碎,经济和军事实力较弱,但在强大的宗教人物教皇的中央领导下,却能充分利用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分裂和挣扎的世界。当分裂的部分被减少和简化时,意大利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与此同时,教皇们的诀窍是不把意大利重塑成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的军事强国,而是在前进的道路上熟练掌握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宗教和文化机器。然而,正如所有正史所描述的那样,这可能是由它的主要对手伊斯兰教的崛起所引发的,所以我们应该从那里着手。

6.4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的兴起

伊斯兰教的兴起是一个始料未及的历史事件。当拜占庭人抗击西方的蛮族和东方的波斯入侵时,真正令人不安的事件是,一个不知名的宗教从世界上一个更不知名的地区崛起,它是如此落后,以至于无论是拜占庭人还是波斯人都认为不适合征服它,因为其所耗的成本将远远超过可能带来的利益。这就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沙漠地区的伊斯兰教。

阿拉伯主要是旱地和火山,除了靠近绿洲或泉水的地区,其他地区几乎很难能进行农业种植。整个荒芜的阿拉伯地区,点缀着一些小城镇,它们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政治意义。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是麦加和麦地那。麦地那是一个繁荣的农业聚落,而麦加是许多当地部落进行交换的中心[4]。集体生活是在沙漠条件下生存的必要条件,它支撑着部落居民对抗恶劣的环境。因此,部落必须作为一个强大的单位采取行动,其中的成员在危及部落其他成员的情况下才会被要求离开。这种统一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这一点似乎与后来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的乌玛观念很接近,即任何人在加入宗教信仰,都不能离开。离开就等于背叛,会判处死刑。

土著阿拉伯人要么是游牧的,要么是定居的,前者经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为他们的羊群寻找水源和牧场,而后者定居下来,专注于贸易和一些农业。游牧民族的生存也依赖于袭击商队或绿洲。他们像许多古代社会,如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那样,并不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犯罪。这可从希腊神赫尔墨斯是贸易、交换保护神,同时也是盗窃的保护神中看出。

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也就是六世纪末,在政治上,阿拉伯分裂成两部分,分别两个部落联盟统治:巴努-卡伊斯(Banu Qais)和巴努-卡布(Banu Kalb)。前者忠诚于拜占庭,发迹于阿拉伯北部和西部;后者发迹于也门,与波斯的萨珊王朝结盟。许多贝都因人部落常把两者搞混。伊斯兰教的兴起抑制了各派的竞争,带来了统一,并在后伊斯兰时代,继续影响着中东和北非地区。

前伊斯兰阿拉伯人把一些神或女神作为个别部落的保护者,有点类似于以色列部落的保护者——犹太神。这些神所代表的精神与阿拉伯沙漠平坦、多沙、干旱的景观中神圣的树木、石头、泉水和水井有关。这些地方是用来朝圣和交易的地方。麦加的卡巴神龛曾供奉着360尊部落守护神的神像,代表着阿拉伯各部落的团结和中心地位。此外,还有其他宗教团体,包括基督教徒、犹太人和哈尼夫人(当地前伊斯兰阿拉伯人,他们“承认严格的一神论”,但关于其历史有时是有争议的[5]),根据穆斯林传统,穆罕默德来自麦加(约570年至632年6月8日),但本人是哈尼夫人,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之一。

在此背景下,穆罕默德和他的新宗教崛起,其部分是受到犹太教义和基督教的启发。根据穆罕默德对早期伊斯兰手稿的研究[6],包括对古兰经中反复使用的一神论犹太-基督教意象的分析,约翰·E·旺斯伯勒认为伊斯兰教的兴起是最初某个犹太-基督教教派试图在阿拉伯国家传播的一种变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基督教的经文成了阿拉伯的处世态度,并形成了后来的《古兰经》。《古兰经》是由各阿拉伯部落历经几个世纪的贡献发展起来的。他还认为,许多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似乎是后人为了建立和证明其独特的宗教身份而编造的。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于每一个宗教中,毕竟历史因素影响着宗教本身观念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穆罕默德的角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为阿拉伯部落提供了他们自己的阿拉伯版本的犹太-基督教先知。

一些证据表明,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在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甚至麦加在后期也成为了伊斯兰教的中心,穆罕默德最初可能是在罗马城镇佩特拉周围发展起来的,在一开始,它可能像19世纪的摩门教徒,只是一个半基督教教派。

是不是因为帝国的原因,伊斯兰教远离了基督教,把它的宗教“总部”移到了麦加?一些人认为,此举是只为了使伊斯兰教更接近其贝都因人的根源,因为贝都因人是军队和信仰的核心。[7]

伊斯兰教袭击了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和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这两个国家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难分胜负的战争后,各种资源都消耗殆尽了。它的第一个目标可能是拜占庭,穆斯林在地理和宗教上更接近拜占庭,但拜占庭奋力抵抗,而波斯则很快就崩溃了并被伊斯兰教接管。新伊斯兰国家以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帝国制度为主要支柱,以便于远离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站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对立面),它甚至以某种方式讨好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将其总部迁至麦加,远离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与波斯的关系更加紧密。

类似的说法也可能针对基督教,基督教在一开始时,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传统犹太人和希腊文化之间紧密联系的碎片。然而,对于其未来的传播来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最初一定是作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新分支出现在当时的众多普通人面前的。此外,基督教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一去不复返,其信徒也逐渐减少,这是因为当时存在许多复杂的神学争论,而这些争论对普通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因为其对异教的迫害,往往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真正的宗教现实。对许多人来说,伊斯兰教既熟悉(半基督教)又简单,没有基督教发展起来的那种复杂的等级制度和神学。因此,这两方面都非常有吸引力。此外,瘟疫以及拜占庭和波斯之间持续不断、不分胜负的战争,使两个帝国都变得更加虚弱,形成一个客观的政治真空,而这个真空将由伊斯兰教来填补。

所有这一切的关键一年是623年,麦加犹太社区拒绝穆罕默德的领导,他逃到麦地那。这是伊斯兰历的第一年,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不再向耶路撒冷祈祷,转而膜拜麦加的卡巴。接下来的十年,在疯狂的宗教政治和军事活动中,穆罕默德设法将阿拉伯人团结于新的信仰中。他从麦地那开始,后来转回麦加,结成联盟对抗同盟部落,他们的战士比穆斯林的战士要多得多,在侯奈因(Hunayn)和穆塔(Mutah)的两次战斗中击败了他们。许多贝都因人向穆罕默德投降,以避免自己遭受攻击,还能获得一些战利品。632年,穆罕默德第一次统一阿拉伯。在他去世不久之后,穆斯林在穆罕默德真正的遗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分歧并没有阻碍伊斯兰教的向外扩张,不久后,伊斯兰教开始与拜占庭以及后来的波斯进行斗争,对世界造成了重大影响。

6.5伊斯兰战争削弱君士坦丁堡和波斯的国力

基督教的兴起是对残酷罗马统治的压迫和迫害,以和平形式的抵抗。它先从内部攻克罗马帝国,与此同时罗马的统治在国内和对抗敌人的力量上越来越无效。最终,帝国在基督教徒的监管下垮台了。伊斯兰教开始了它的征服和扩张战争,这些可能是出于历史动机。

早期基督教可能类似于犹太教派,主张武装起义反对罗马统治。其中的一个使徒——犹大,是隶属于一个狂热者团体的以色加略人,这些狂热者在公元一世纪,试图反抗罗马,但以失败告终。他们的最后一次打压导致了提多大帝摧毁了耶路撒冷的神庙,并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圣地。因此,犹太基督教徒很快就认识到武装斗争是无用的,并且是适得其反的。

穆罕默德的境遇与之相反。他试图在麦加的宗教团体和政治团体内和平地工作,但那些人试图杀死他,他征服了他们,证明了只有通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才能在阿拉伯获得政治立足点。随后,他的继任者通过一场征服战争将他的新信仰传播到阿拉伯以外的地区。似乎受到上帝的祝福,战争是成功的,因此可以上帝一定希望伊斯兰的胜利。

当然,上帝和军事胜利之间的联系是犹太人传统的一部分,在该传统中,人们在战败时才会担心自己的罪行。此外,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在米利维安大桥的战斗中把基督教的象征刻在盾牌上时,表明了基督徒赢得了皇帝的青睐。紧接着,就在穆罕默德之前不久,查士丁尼皇帝(死于565年),系统地利用宗教并干预神学,以达到政治和军事目的。

但是对于早期的穆斯林来说,圣战是传播他们信仰的工具,当然,他们早期的所有胜利似乎向许多普通人证明了上帝站在他们这边。

穆罕默德死后,阿布·巴克尔成为他的第一个继任者,并被任命为第一个哈里发、政治和宗教领袖,统一执政,摆脱了基督教的领导,并与教皇谈判他们的宗教权力。阿布·巴克尔立即采取行动打击拜占庭帝国。因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在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连续战争之后,几乎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

然而,最近一次失败的根源来自大约30年前。公元602年,罗马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战役中,在福卡斯的领导下发起暴动,并成功地夺取了王位,然后杀害了莫里斯和他的家人。波斯皇帝库思老二世以谋杀拜占庭支持者(莫里斯曾帮助福卡斯登上波斯王位)为借口发动战争。[8]603年,库思老在美索不达米亚击败并杀死了罗马将军努斯,包围了达拉,达拉在长达9个月的围攻后衰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波斯人一个接一个地围攻美索不达米亚的要塞城市,并逐渐占领了他们。与此同时,他们在亚美尼亚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并系统地制服了罗马在高加索的驻军。公元610年,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从迦太基起航到君士坦丁堡,波斯人完成了对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征服,并于611年占领了叙利亚,进入安纳托利亚。

第二年,在612年,拜占庭重新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并在613年对叙利亚发动了一次重大反攻,但失败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波斯人相继征服了巴勒斯坦和埃及,摧毁了安纳托利亚。与此同时,阿瓦尔族和斯拉夫族占领了巴尔干半岛,把罗马帝国推向毁灭的边缘。[9]

在这些年里,赫拉克利乌斯努力重建他的军队,削减非军事开支,使货币贬值,熔化教会的金银,以筹集必要的资金继续进行战争。公元622年,也就是穆罕默德从麦加前往麦地那前的一年,赫拉克利乌斯离开君士坦丁堡,在小亚细亚集结兵力,发起了一场针对非基督教波斯人的圣战[10],这几乎成为了后来穆斯林战争的模板。他在高加索地区获胜,并继续在亚美尼亚逼退波斯军队,但波斯萨珊王朝重组并领导了西部的阿瓦尔族和斯拉夫族,并于626年围攻了君士坦丁堡。但他们没有进入城内时,波斯人在东部地区就遭到疯狂的打压。当波斯人到达拜占庭西部时,罗马人到达波斯北部,要求土耳其人攻击波斯萨珊王朝控制的高加索地区。627年,赫拉克利乌斯在美索不达米亚击败波斯人,几乎征服了他们的首都。波斯人为了和平而妥协,罗马人恢复了他们对地中海东部的统治。

战败使波斯陷入了数年的战乱和内战之中。波斯萨珊王朝的实力由于经济衰退、库思老二世运动的重税、宗教动乱以及省土地所有者权力的增加而进一步减弱。罗马帝国也受到严重影响,其财政储备资源因战争而耗尽,大部分巴尔干地区掌握在斯拉夫人手中。此外,由于波斯的多次入侵,阿纳托利亚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帝国掌管着在高加索、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最近重新夺回的领土;埃及因多年波斯占领而变得纪律松弛。

阿布·巴克尔袭击波斯,波斯萨珊帝国不久便宣布投降并被彻底摧毁,拜占庭的情况也没有好转:罗马帝国东部和南部的叙利亚、亚美尼亚、埃及和北非诸国相继沦陷,使罗马帝国沦为一个由安纳托利亚和散布在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的岛屿和据点组成的残余领土。这些剩余的土地由于频繁的遭受袭击而彻底陷入贫困,这标志着罗马帝国从古典城市文明向更加乡村化、更加接近中世纪的社会形态的转变。然而,与波斯不同的是,罗马帝国(以拜占庭帝国的形式)最终在阿拉伯的进攻中幸存了下来,在674年至678年和717年至718年继续掌管其剩余的领土,并果断地击退了两次阿拉伯对其首都的围攻。但罗马帝国也在后来的冲突中将克里特岛和意大利南部的领土分割给了阿拉伯人,然而最终还是收复了这些领土。这些领土是阿拉伯人从711年开始进入西班牙和欧洲大陆的基础。

在阿拉伯人发动袭击之前,这些帝国的衰落也有长期的结构性原因。[11]

一个是大幅削减对平民来说,已经变得极其繁重税收。另一个则是真正矛盾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通过对所有非穆斯林实施歧视性的规则,结束了最近压迫叙利亚和埃及大多数居民的肆意的宗教迫害。

“穆斯林的税收可能很低,因为起初穆斯林统治的成本很低。征服者在麦加和麦地那的紧缩时期既没有庞大的帝国官僚和朝臣队伍,也没有像当年拜占庭人和萨珊人那样迅速重建遭到破坏的帝国军队。穆斯林当局征收的税收既有极大的歧视性,因为只有非穆斯林必须支付其中的大部分,但幸运的是,还有低于相对完善的拜占庭税收和众所周知的波斯萨珊王朝税收。

“虽然没有人能够证明罗马帝国由于过度征税而“垮台”,但许多人尝试过,直到7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一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财政体系,首先确定来年的帝国支出总额,然后按省份计算所需的税收收入,并且在每个省的注册纳税人中依次分配了总额,其主要是根据对每一块土地的农业产量和可用人力的定期评估而征收的土地税。”

6.6波斯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及其留给伊斯兰帝国的遗产

公元三世纪初,在罗马帝国第三世纪的危机时期,往日的罗马竞争对手帕提亚帝国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萨珊帝国,控制了当时的波斯。230至260年间,这个具有侵略性的新帝国向现代伊拉克和叙利亚进发,甚至试图征服安纳托利亚[12],迫使罗马帝国处于防御状态,并剥夺了他们许多东部领土。起初,波斯萨珊帝国容忍基督徒,甚至支持摩尼教——一个从琐罗亚斯德教中汲取灵感的基督教教派,它将世界划分为上帝与魔鬼、善与恶之间的永恒斗争。

然而,公元260年后,琐罗亚斯德教士——东方三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公元286年,负责祭祀的卡蒂尔成功地使琐罗亚斯德教成为国教。因此,对其他宗教的包容度变得非常有限[13]。“同时,罗马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启发,正在寻找一种宗教作为国教,在各种失败的尝试之后,四世纪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两个帝国国教的选择创造了一种新的地方性氛围。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琐罗亚斯德教,在帝国中都很常见,但国教的政治选择使基督徒在两个帝国中的生活艰难,但琐罗亚斯德教徒则在波斯人统治下生活的却很轻松,反之亦然。

塞加蒂表示,“在波斯帝国,基督徒的处境有时变得特别困难,仅仅是因为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一个致力于一个组织良好的牧师系统的宗教,这与罗马相当混乱的多神教完全不同。

“沙普尔二世(公元309-420年)开始容不下其他的宗教,在他的迫害下,有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被处决。”君士坦丁当时“给沙普尔二世写了一封信,以规劝他减轻残忍的行为,甚至劝说波斯皇帝(众国王之首)出面制止,他表示基督教可以在被接受甚至受到支持时发挥自己积极的影响作用。君士坦丁对基督徒的这种支持,很可能给波斯基督徒带来更大的困难,因为它引发了进一步的政治争论。”

在许多方面,两帝国之间的宗教和政治对抗呈现出类似于后来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对抗战争。

“在第四、第五和第六世纪,基督教徒不时地遭到严重的迫害。在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的环境中,他们生活在严格的控制之下,特别是在沙普尔二世(339-379)统治时期、被称为“严酷时期”的亚兹代格德一世(339-421)的最后几年、以及亚兹代格德二世(438-457)的统治时期——亚述基督徒被赶回罗马帝国,并且追求严格的琐罗亚斯德教。同样,王朝最著名的皇帝库思老一世(531-579),监禁了元老马尔·阿巴(Mar Abba),折磨并杀害了他,主要是因为他不再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背叛琐罗亚斯德教的下场是死刑。有时,两个敌对帝国之间的对峙达到了顶点,就会呈现出宗教极端主义的基调:从库思老二世向请求停战与和平的拜占庭基督教大使所说的话中就能看出。他宣称,除非罗马皇帝先前放弃了对被钉死的上帝的信仰,并宣称相信太阳的神性(约公元621年),否则他决不会同意拜占庭的求和。同样地,当罗马皇帝赫拉克利乌斯成功反击时,琐罗亚斯德传统中所有与其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有关的主要圣地都惨遭摧毁。”

因此,琐罗亚斯德教在罗马统治下开始受到迫害,并慢慢消失,波斯萨珊王朝统治下的基督教徒也一样,因为基督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忠诚似乎与给予他们保护的帝国是一致的。这对两种宗教的未来都有重要的影响。波斯曾是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在印度和中国传播的桥梁。然而,在经历波斯萨珊王朝的迫害之后,波斯基督教徒与地中海基督教徒逐渐隔绝,甚至在那时他们也受到了牵连。在穆斯林征服之后,新伊斯兰征服者和占多数的当地琐罗亚斯德教的社会双重压力下,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此外,神学上的差异使得波斯和地中海的基督教徒更加疏远。这也导致波斯基督教对中国和印度基督教团体的支持减弱,而中国和印度的基督教团体变得更加独立。

事实证明,在穆斯林接管琐罗亚斯德教之后,情况也是如此。琐罗亚斯德教与基督徒不同,不是信奉《圣经》的宗教,它更类似于伊斯兰教,在哈里发统治下多灾多难。没有波斯人的支持,在七世纪时,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和印度盛行,很快像中国的基督教一样消亡,或者像印度的基督教一样沦为无足轻重的宗教。

但从这段历史中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可能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穆斯林未能推翻罗马帝国,但设法消灭了波斯萨珊王朝。然而,新的伊斯兰统治者延续了其行政管理制度,保留其许多装饰,甚至将其融为旧波斯帝国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几个世纪以来反对基督教罗马人的宗教战争的传统。这很可能是接下来几个世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宗教冲突的根源之一。

6.7 732年,法兰克人将阿拉伯人滞留于图尔

阿拉伯在近一个世纪里几乎无人能敌。拜占庭帝国曾试图与之为敌,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陷入极度贫困——这可能只是因为穆斯林被分为不同的朝代。昔日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已沦为昔日自己的那一抹苍白映影。拥有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和文化的古老的波斯帝国,经受了罗马人几百年的或大或小的消耗,在阿拉伯人新的军事海啸中瞬间崩溃。自从一千多年前的亚历山大以来,第一次有帝国控制着从西非到印度和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亚历山大的帝国在几年内瓦解并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王国,而阿拉伯人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维持着帝国的统一。

阿拉伯人重整了从东亚到地中海的交流和贸易路线,使之成为一个完整无缺的经济体,该经济体中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们共存,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在波斯人的斡旋下进行了一千年的交易之后,地中海与经济强国印度和中国进行的贸易,更加直接、便宜、有效。包容、有力、漫长而高效的通讯线路为伊斯兰世界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新文化和财富。

欧洲似乎注定也会衰落。这不单是政治上的消亡,而是宗教和文化上的缺省。如果穆斯林没有被打败,基督教就注定会消失,因为战争中的失败是宗教和文化力量的证明。随着穆斯林从南部、西部和东部的推进,教皇和他在意大利的权力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基督教似乎即将完结,彼时只有一小部分野蛮部落横在新阿拉伯部落和罗马之间。

然而,732年,在图尔(位于通往德国和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的法国腹地),阿拉伯人的推进第一次被法兰克人和他们的最近才皈依基督教的领袖查尔斯·马特尔阻止。在过去,历史学家[14]强调这一壮举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基督教复兴反对伊斯兰力量的证据,但是,现代历史学家[15]却相当轻视这一事件的意义。当然,从711年伊斯兰军队开始入侵西班牙,基督徒花了700多年才把它夺回,直到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启航发现美洲大陆的那一年,他们才“重新征服”了它。图尔之战并不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因为阿拉伯历史学家几乎从未提及过。但这是在718年阿拉伯人在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围攻中被戏剧性地击败后发生的,当时基督教似乎完全能够抵抗并击退阿拉伯人。

事实上,拜占庭的胜利在当时更为重要。跟随其陆军部队的阿拉伯舰队在到达后不久就被拜占庭海军借用希腊的火力压制了。这使得君士坦丁堡得以通过海上补给,而阿拉伯军队在随后异常艰难的冬季因饥荒和疾病而溃不成军。718年春,两支作为增援部队派出的阿拉伯舰队在基督教部队叛逃后被拜占庭人摧毁,另外一支从小亚细亚陆路派出的军队遭到伏击并被击败。再加上保加利亚和拜占庭联军对其后方的袭击,阿拉伯人被迫在718年8月15日解除了围攻。在返回途中,阿拉伯舰队又遭遇自然灾害和拜占庭的袭击,使得其几乎全军覆没。

对君士坦丁堡的支援确保了拜占庭的持续生存,同时哈里发的战略观也改变了:尽管仍在继续对拜占庭领土的定期攻击,但已经放弃了彻底征服它的目标。这次胜利并没有引起对阿拉伯人的进攻运动。拜占庭和阿拉伯之间长期谨慎的共存时期开始了,在这段时间里,双方都不曾试图战胜对方。此时的东罗马帝国也似乎更关心的是自身存亡而不是击退敌人。

在西方发生了一些非比寻常的事情,法兰克的胜利开启了欧洲的复兴进程。事实上,这些失败对阿拉伯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立德·叶海亚·布兰金希普认为,图尔的军事失败是导致乌马亚哈里发衰落的原因之一:“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倭马亚·哈里发的扩张和成功是基于圣战主义武装斗争的教义,即声称上帝统治着全世界,一个世纪以来,这场斗争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功,但随着公元750年统治的倭马亚王朝的瓦解,这场斗争戛然而止。圣战国家的首次终结表明,这种崩溃的原因不仅如所声称的那样来自内部冲突,还来自一些外部和超出了哈里发的反应能力并发的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开始于拜占庭、图卢兹和图尔的军事失败,导致了发生在伊比利亚和北非740年的大柏柏尔起义。” [16]

然而,虽然在东部,拜占庭人似乎没有准备好利用这个机会,但在西部,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战斗结束后,查尔斯·马泰尔和他的法兰克人的权力和威望大大增强。他的日耳曼兄弟,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意大利的伦巴第人,无法对抗阿拉伯人,法兰克人可以打败新入侵者。这一胜利和查尔斯· 马特尔的权力是法兰克人及其后代崛起的基础,他们开始在欧洲形成新的统治,并为教皇和教会发挥新的作用。

6.8查理大帝及其与教皇结成的新联盟

法兰克人战胜了伊斯兰阿拉伯人,并且阻止了他们在欧洲的前进,这似乎是由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的重新强大,而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英勇。阿拉伯人把他们的征服看作是一场神圣的战争,因此他们的失败也是神圣的,这证明了强调教皇作用的基督教更加强大。此外,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拜占庭皇帝权力的衰弱,尽管他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仍处于防御状态,使得法兰克人大受鼓舞。

718年围攻的失败削弱了倭马亚帝国的实力。伯纳德·刘易斯评论道:“这次失败让倭马亚政权处于一个严重时刻。装备和维持远征队的财政压力加剧了财政和金融上的压迫,才招致来了如此危险的对手。叙利亚舰队和军队在君士坦丁堡海堤上的破坏行为剥夺了叙利亚政权的主要物质基础。”[17]这对哈里发势力的打击是严重的,虽然陆军并未遭受与舰队同等程度的损失,但欧麦尔计划撤出最近对西班牙和河中地区的征服行动,以及彻底撤离西里西亚和阿拉伯人在前几年占领的拜占庭领土。他的谋士劝阻他不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但他还是命令大多数阿拉伯驻军从他们占领的拜占庭边境地区撤离。在西里西亚地区,只剩下摩普绥提亚作为保护安提阿的防御堡垒,依然被阿拉伯占领着 。

拜占庭人还曾在亚美尼亚西部收复了一些领土。719年,拜占庭舰队袭击叙利亚海岸,烧毁老底嘉的港口。720年或721年,他们还袭击并洗劫了埃及的提尼斯。利奥还恢复了对西西里的控制。在西西里,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消息,以及对君士坦丁堡沦陷的预期,促使当地总督自己登基称帝。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拜占庭失去了对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控制。拜占庭人也没能成功地发动对阿拉伯人的进攻。尽管阿拉伯人实力较弱,但他们的力量仍然不容小觑:事实上,他们逼退了拜占庭人,因为拜占庭在北部和西部的边界线不得不依靠一个新的盟友,即保加利亚人来进行防御。因此,拜占庭帝国被朋友和敌人包围,行动空间极其有限。

实际上,经过两年彼此相安无事的平静之后,在720年,阿拉伯对又重新开始了对拜占庭的袭击,尽管现在他们的战斗目的不再是针对征服,而是寻求战利品和加强安全防线。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阿拉伯的攻击再次加剧,直到740年,拜占庭人在阿克罗农战役(the Battle of Akroinon)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其他地方的军事失败和内部开始动乱后,阿巴斯革命达到高潮,阿拉伯扩张的时代也结束了。不久之后,阿巴斯的阿拉伯人东进运动,也在751年的塔拉斯战役中被唐军阻止。唐的西进运动遭到了阻挡,从东到西,阿拉伯的军事扩张都遭到了遏制,但并没有停滞不前。

然而,在阿拉伯势力范围之外的欧洲大陆上,法兰克人的新势力得到了自由发展。在这几年里,查理大帝(742年4月2日至814年1月28日)被认为是“欧洲之父”,此时的欧洲与北非和东地中海截然不同,是一个政治和文化实体。他是矮子丕平的儿子,并且在他的时代,皇室继承制度正在发生变化。在此之前,法兰克人和所有日耳曼部落一样,国王是人民选举出来的。然而,丕平和他的兄弟卡洛曼继承他们的头衔,是在可以证明该进程的教皇的祝福下完成的[18]。最终,法兰克人民的集会不得不同意做出的选择。但很明显,教会和国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国王想要把王位传给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经历艰难的选举过程;而教皇则是想要扮演一个政治角色,因为罗马皇帝显然不打算回到西方,这可以给予为宗教提供政治保护。这种新的继承方法仍没确定下来,因为当丕平想要任命他的儿子为继承人时,他的兄弟卡洛曼不同意这种做法。教皇支持丕平的做法,赋予了新一轮政治继承的合法性。在军事上战胜卡洛曼确定了这一程序,因此,在768年9月24日,丕平去世时,他将统治权移交给了他的儿子们,这是新宗教合法化进程的明确标志。

法兰克人“在大会上”授予他们国王的头衔,并“将平等地划分整个王国”,但皇室的任命是分开进行的。对当时26岁的查尔斯来说,10月9日在诺阳,他与父亲有过战争经历;他仅有17岁的弟弟卡罗曼被任命为驻苏瓦松大使,任命日期不详。然而,现代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王国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由两位平等的国王共同继承王位,共同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兄弟死亡,这些管辖权是将股份归还给另一个兄弟,还是将继承财产传给死去兄弟的后代的问题从未被法兰克人明确解决过。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反复出现,直到查理大帝的孙子们建立了独立的主权王国。[19]

769年,即查理大帝加冕后的第二年,他不得不面对阿基塔尼亚的威胁,阿基塔尼亚是一个被比利牛斯山脉包围并被向北推进的阿拉伯人所压迫的国家。查理与阿基塔尼亚军队相遇,并打败了他们,这使阿基塔尼亚和加斯科尼开始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后来,他娶了伦巴第公主,因此也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提出了索赔要求。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与斯瓦比亚的一位女继承人结婚,这使他与伦巴第人的关系恶化。这也证明了,在日耳曼部落之间的权力平衡中,与控制着现代德国大片土地的斯瓦比亚人相比,比伦巴第人更为重要。伦巴第人在意大利部分地区的权力并不稳固。772年,当查理在一场土地争议中支持教皇反对伦巴第人时,双方之间的矛盾爆发了。随后,查理进入意大利,将伦巴第人赶出了他们在帕维亚和拉文纳的主要据点。

战败的伦巴第王子逃到君士坦丁堡,向皇帝寻求帮助,对抗法兰克人和教皇。然而君士坦丁五世在与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中被人取代了。774年,查理统治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并将自己加冕为伦巴第国王和意大利统治者,头戴一顶铁王冠,据说是用耶稣十字架上的钉子做成的,因此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意味。贝纳文托只有一位伦巴第公爵仍在坚持——他拒绝投降,宣布独立。查理大帝带着一支驻扎在帕维亚的部队和几名法兰克伯爵离开了意大利,这些法兰克伯爵不得不在东罗马帝国的支持下对抗伦巴第人的抵抗。

787年,查理大帝决定粉碎意大利的抵抗,并将注意力转向阿雷基斯(Arechis)独立统治的贝内文托公国。他包围了萨勒诺,阿雷基斯宣布投降。这是一个个人的誓言,符合西欧封建时代的习俗。因此,随着他在792年去世,贝纳文托在儿子格里莫阿尔德的领导下再次宣布独立。他被查理的军队攻击,但他们没能制服格里莫阿尔德,后者从未向法兰克宗主权投降。

事实上,在792年,意大利仍然被分为三个部分,这一分裂将持续一千多年。南部在拜占庭的支持下,由当地领导人共同管理(这加强了古希腊的传统);中心在政治上由教皇控制,军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且能够在意大利和国际发展中发挥中心作用;在北部,当地人和法兰克人一起进行管理,法兰克人通过伯爵和公爵的关系网进行统治。南部和北部的统治者曾多次变动,并在不同时期,其领土范围会缩小或扩大,但教皇的权力始终保持不变。此外,权力结构也保持一直不变。在南部,政治尽可能的保持着最大的统一,而在北部,争执的想法很快就被争执的城市所取代,每个城市都强调自己的地方特色,而不是更大的意大利特色。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南部和北部,很快就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一个重大的变化仍在发生。

八世纪末,查理大帝与东南部的斯拉夫人和其他不愿意受法兰克人控制的暴动的日耳曼部落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但最重要的是,他设法逼退了阿拉伯人。他没有再去征服西班牙,而是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夺取了巴利阿里群岛、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在西方,他第一次证明基督教世界不仅能够抵抗伊斯兰教,而且能够战胜伊斯兰教。圣战不仅掌握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手中。

从那以后,奥兰多的传说和龙塞斯瓦列斯山口之战传开了,英勇的圣骑士在那里阻止了伊斯兰军队。这场战斗只是一场小冲突,但奥兰多却成为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神话人物(在西西里岛仍然有关于奥兰多的木偶戏)。甚至过了八个世纪,奥兰多的传说仍然如此鲜活,以至于意大利文学巨作《疯狂的奥兰多》(1516)和阿里奥斯托的浪漫史诗(1474年9月8日- 1533年7月6日)都受到了奥兰多传说的启发,这也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灵感来源,也可能是现代西方文学的莎士比亚基础。

伴随着战斗而来的是合作。查理与曾赠予他一头亚洲象的巴格达的哈里发有过来往[20]。这也显示出西方和东方之间出现裂痕的最初迹象,由于当时西方和东方对阿拉伯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这种裂痕正在大规模扩大。

6.9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起

导致基督教分裂的关键原因是查理和教皇的利益再次趋同。799年,罗马人民试图挖出教皇利奥三世的眼睛,拔出他的舌头,指控他通奸和作伪证的罪行。利奥逃到查理大帝面前,要求他介入罗马并恢复原职。800年11月,查理大帝前往罗马,同年12月1日,在他的组织下举行了一次会议。12月23日,利奥宣誓表明自己无罪。事实上,为了回报查理大帝给予的支持,在12月25日圣诞节的弥撒上,查理大帝跪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上祈祷,教皇给他加冕为“罗马皇帝”。教皇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挑战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女皇艾琳的合法性,或者至少是限制其合法性。许多人都被封为意大利国王,但在查理大帝之前没有一个人被封为皇帝。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西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西罗马帝国是从君士坦丁堡留下的古罗马外壳发展而来的。查理大帝加冕为皇帝,虽然是为了延续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六世的连续统治,但其达到的效果却是建立了两个独立的、甚至是经常对立的两个帝国和两种对待皇权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都会竞争掌管整个帝国的权力。即使在当时,教皇和查理大帝也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21]。当时,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被分为三部分,西北部由罗马帝国的掌管,并在不久后取得“圣国”的赞誉。南部和东南部都掌握在伊斯兰手中,虽然在相互竞争的哈里发国家中存在分歧,但从罗马的角度来看,情况大致相同。最后一部分是东罗马帝国,它的新基督教化的斯拉夫敌人或盟友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

此时,罗马已不再是西方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日耳曼部落的北方家园。罗马,尤其是在加冕礼之后,扮演了宗教和政治合法化中心的新角色,在七个世纪后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前,它在西方一直保持着无可匹敌的地位。

九世纪初,对于教皇和查理大帝来说,罗马帝国在欧洲政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时的罗马帝国继续占据着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其边界在罗马城以南不远的地方。然而,在文化上,罗马帝国是在意大利之外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完全希腊化的国家,但是拉丁语只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使用,并已成为欧洲的通用语。事实上,查理大帝仅仅是通过对教皇进行审判(当他决定支持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听取罗马人民的意见时),就篡夺了罗马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的特权,而这一特权以前仅限于君士坦丁堡皇帝。其为自己加冕寻找的正当理由就是当时女人不能做皇帝。在古老的日耳曼传说上,女人不能统治国家。因此,女王执政则是罗马帝国堕落的另一个证据。

几十年来,东西方教会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在东方,自727年以来,破坏圣像和损毁基督教形象的教义很受欢迎,这可能也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声称描绘上帝是一种罪过,因为上帝的形象不是人类智力能力范围内能够形容的。此外,自750年以来,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中部的世俗权力已被废除。

教皇失去的权力要更多。在800年加冕之前,教皇们几乎都要乞求世俗权威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罗马皇帝赋予了基督教一种特殊的地位,但基督教的存亡始终取决于皇帝的意愿。通过授予查理大帝王冠,教皇自诩为“任命……为罗马皇帝,……会建立皇权作为他个人的礼物,但同时也赋予自己相对于他所创造的皇帝的绝对优势。” 而且”由于拜占庭人在政治、军事和宗教教义上的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得令人很不满意,因此他宁愿选择一个西方人:一个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治国才干还有他那广阔的领土站在同时代人前面的人。”因此,查理大帝的加冕表明,“就他们(查理曼大帝和利奥)而言,罗马帝国仍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查理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不过,“毫无疑问,在君士坦丁堡加冕及其所暗示的一切,将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夺。”[22]

查理大帝利用加冕礼宣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新成员。在他的官方特许状中,查理更喜欢被人描述为 “由上帝加冕的最平静的奥古斯都——查理是统治着罗马帝国伟大的,爱好和平的皇帝”,而不是直接称之为罗马的皇帝。

从那时起,这个头衔一直被皇帝使用,为西方增添了威望,西方慢慢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概念产生了一种新的认同感。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三个元素融合在了一起:罗马帝国的传统、以教皇为首的基督教以及前野蛮人和入侵者的新日耳曼元素。皇帝的头衔仍然属于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家族,但是领土的划分和对法兰克王国霸权的明争暗斗削弱了其权力和领导能力。教皇本人从未放弃授予权力的权利。随着加洛林家族的衰败,教皇开始加冕最能保护他免遭当地敌人侵害的意大利大亨。这种权力下放导致了从924年到962年不再使用该头衔,当它在962年奥托一世被加冕为皇帝时重新恢复头衔的使用,使自己成为查理大帝的后继者。帝国以神圣罗马帝国的身份持续存在近千年。[23]

6.10基督教的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分化与欧洲的诞生

787年,第二次尼西亚会议的召开在东西方基督教之间播下了更多宗教分裂的种子。尽管查理大帝统治着至少三个旧罗马帝国的省,但他并不承认这一点,因为没有邀请法兰克的使者。此外,在800年,他将自己置于与拜占庭皇帝的地位平等的位置上,可能787年议会的议事程序促使了查理宣告自己的皇权。

议会认为教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许多现在处于伊斯兰统治下的元老都没有收到邀请,比如安提阿或亚历山大的那些元老们。安提阿或亚历山大曾是基督教的重要灯塔,至少和罗马或君士坦丁堡一样重要。[24]与以前的其他委员会一样,拜占庭皇帝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决定着是否批准通过程序。对上帝的崇拜和对其形象的崇拜之间有着明显的新区别,这很可能是打破传统的改革的结果,它满足了人们看到圣人形象的愿望,在一个没有电影、电视或互联网的时代,这对普通人来说非常重要。但它也对更神秘的动机做出了回应,这些动机是为了区分上帝和上帝本身的形象之间的区别,这促使基督徒向穆斯林靠拢,此时的穆斯林已经废除了任何对上帝形象的使用。议会[25]颁布了在君士坦丁堡制定的22条教规,这也起到了教会改革的作用。议会还要求必须认真维护早期议会的法令,了解神职人员的经文,关心基督徒的行为,从而唤醒恢复教会生活的愿望。议会还颁布了法令,规定每一个祭坛都应保留一件圣物,这在现代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条例(教规7)中仍然存在,并颁布了一些关于神职人员纪律的法令,特别是针对僧侣与妇女通奸的情况。

在这一点上,教皇意识到他也有兴趣找到一条摆脱东罗马帝王统治的出路。议会重新引入了对图标的崇敬,虽然教皇支持其宗教结果,但他也希望增加教皇的影响力,这在查理大帝统治时期是可能实现的,因为查理大帝的权力在支离破碎的欧洲仍不稳固。在罗马还不属于皇帝统治的时代,西方人民想解决当时欧洲法学家最头疼的宪法问题。因此,在法兰克人或意大利人眼中,查理大帝获得皇位的行为并不是属于篡夺皇位。然而,在拜占庭,则被视为是篡位,拜占庭的尼塞弗鲁斯一世皇帝(802-811)坚决抗议这一行为,尽管他没有权力采取支持新的法兰克帝国的行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即威尼斯、卡拉布里亚、阿普利亚、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仍然受制于拜占庭。

查理曼帝国在查理大帝死后迅速解体,帝国花了一个半世纪才回到奥托统治之下。在日耳曼部落中,忠诚是个人的,是平等的,因此没有伟大的人格,没有国家结构,下面的规则就支离破碎了。然而,帝国的理念及其遗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在150年的混乱和破坏中得以幸存。此外,即使法兰克人的领土遭到破坏,他们也设法控制住了那些几乎没有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只在意大利南部拥有一小块土地的穆斯林。

军事上,查理大帝向欧洲传播了被认为是骑兵革命的东西:马镫的使用。公元477年,[26]马镫开始在中国广泛使用,到公元6世纪末或7世纪初,主要由于阿瓦尔人等中亚入侵者的入侵,马镫开始由亚洲传入欧洲。欧洲第一个提到马镫的文学作品可能是在拜占庭的《战略学》中,这本经典的军事战略传统上被认为是莫瑞斯皇帝的著作,但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本书应该是在公元575年至628年之间写成的,但这一说法存在广泛争议,还有其他的人认为这本著作是在公元8世纪或9世纪写成的[27]。

然而,虽然来自中国和中亚的马镫是用来固定射箭手在马背上的位置,但法兰克人的传统是用马镫使“突击骑兵”冲锋成为可能,这是在8世纪末法兰克王国引进的[28]。查理大帝的军事成就主要是创造了新的围攻技术和出色的后勤保障,这两项都是他通过教会的支持从拜占庭谋士那里收集来的。

在金融领域,查理曼大帝废除了黄金匮乏的金本位制度,这是威尼斯和意大利南部被拜占庭夺走的结果,也是与东方最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被切断的结果。随后,查尔斯通过引入以银磅为标准的概念来清算当时的许多货币,并通过802年的《庄园法典》制定了会计原则,书中对收入和支出的记录方式制定了严格的规则。他还直接控制某些商品和商品的价格和征税。大约就是这个时候,由于教会禁止基督徒收取利息,犹太人垄断金钱借贷首次得到了默许。根据早期基督教传统,这种行为是一种罪,因为它从时间中获利,而时间是属于上帝的。然而,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可以收取利息。事实上,这造成了一个长达几个世纪的矛盾。

经济运行需要信贷,因此需要有人贷款,但贷款却无法得到授权。因此,在现实中,没有人借钱,经济也无法运转。最简单的方法是允许非基督徒犹太人,他们不受基督教时间观念的约束,可以进行金钱借贷。犹太人还有另一个优势,那就是通过拉比和宗教法庭的网络跨越基督教和穆斯林世界,这使他们变得可靠和负责。然而,这使犹太人过于富足和强盛,以致遭到嫉妒和迫害。

查理大帝还推动了一个保护和复制古拉丁语文本的计划。现存的大多数拉丁文学作品都可以追溯到他那个时代。而且,他像拜占庭一样,也涉足宗教生活。他致力于加强教会的权力结构,提高神职人员的技能和道德素质,规范礼仪实践,改善信仰和道德的基本原则,根除异教。他会惩罚神职人员,控制教会财产,并定义正统教义。最重要的是他解决的主要神学问题。[29]

809-810年,查理大帝在亚琛召开了一场教会会议,会议确认了西方一致的信仰,即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并批准将“和子说”一词纳入尼西亚教义。为此,查理大帝寻求教皇利奥三世的支持和批准。教皇在确认教义并批准其在教学中的使用时,反对将其纳入381年君士坦丁堡第一议会通过的教义文本中。这条信条提到了圣灵来自于圣父那里,而没有加上任何诸如“和子”、“通过子”或“单独”之类的词组。教皇为了强调他的反对意见,把原文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刻在陈列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两块厚重的盾牌上。

是否包括这个短语,以及这个短语是如何翻译和理解的,对于理解基督教圣三位一体的中心教义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短语可能意味着对圣父在三位一体中地位的严重低估;或者其他人可能否认,这是对圣子在三位一体中的地位严重低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短语成为东西方冲突的象征。总的来说,它意味着人类和上帝在世界上的作用,因此强调教会或皇帝的作用。

然而,教皇和法兰克皇帝之间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因为在查理大帝死后,帝国分裂,欧洲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斗和纷争之中。

[1] See for this section Cardini, Franco and Marina Montesano. Storia medievale. Firenze, 2006.

[2] See for this the classic by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reprinted in 2014 by Routledge.

[3] For this section I relied on Bertelli, Carlo and Gian Pietro Broglio. Il futuro dei Longobardi: L’Italia e la costruzione dell’Europa di Carlo Magno. Milan: Skira, 2000. And Delogu, Paolo. Longobardi e Bizantini in Storia d’Italia. Torino: Utet, 1980.

[4] For this section see W. Montgomery Watt’s Muhammad at Medina (1956) and his Muhammad at Mecca (1953).

[5] See Kochler, Hans. Concept of Monotheism in Islam & Christianity. 1982. 29

[6] See his Quranic Studies: Sources and Methods of Scriptur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1977) and The Sectarian Milieu: Content and Composition Of Islamic Salvation History (Oxford, 1978).

[7] See on this Dan Gibson, The Mecca Question, 2011

[8] See also Bivar, H. D. H.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ran under the Arsacids”. Eds. Bayne Fisher, William and Ilya Gershevitch, et a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1993.

[9] Howard-Johnston, James. East Rome, Sasanian Persia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Histor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Ashgate Publishing, 2006.

[10] See Grabar, André. L’Iconoclasme Byzantin: le Dossier Archéologique. Flammarion, 1984.

[11] Luttwak, E.N. The Strate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213-214. Kennedy, High. 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9 and following. Kaegi, 1992. 119.

[12] See Frye, R.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ran under the Sassanian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Eds. Fisher, William Bayne, Ilya Gershevitch, et 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 Ermis Segatti, Asian Christian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in Archivio Teologico Torinese (a cura della Facoltà Teologica dell’Italia Settentrionale, Sezione Parallela di Torino), anno 16, 2010, n. 1, pp. 91-127.

[14] See the account in Mastnak, Tomaž. Crusading Peace: Christendom, the Muslim World, and Western Political Or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88-89.

[15] See Barbero, Alessandro. Charlemagne: Father of a Contin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6] The End of the Jihad State: The Reign of Hisham ibn ‘Abd al-Malik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mayyad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17] Lewis, Bernard. The Arabs in History (Sixth Edition).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7.

[18] Einhard. Medieval Sourcebook: The Life of Charlemagne. Ed. Paul Halsall. Trans. Samuel Epes Turne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99.

[19] See also Russell, Charles Edward. Charlemagne: First of the Modern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1930.

[20] Heck, Gene W. When Worlds Collide: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172

[21] Tierney, Brian. The Crisi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4. 17. Meek, Harry. “Charlemagne’s Imperial Coronation: The Enigma of Sources and Use to Historians”. www.academia.edu/HMeek

[22] Norwich, Julius J. Byzantium: The Apogee. 1992. 3

[23] Cantor, Norman F.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Ages. 1993. 194–195, 212 -215.

[24] Treadgold, Warren T.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88.

[25] Raab, Clement. The Twenty Ecumenical Council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937.

[26] Hobson, John M.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3

[27] See Maurice’s Strategikon. Ed. George T. Dennis. XVI. For contrary views, see White, Lynn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44.

[28] Hooper, Nicholas and Matthew Bennett.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Atlas of Warfare: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13

[29] Harnack, Adolf. History of Dogma: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Filioque and Pictures. Ccel.org. June 1,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