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征服地中海和西方世界:布匿战争和国内战争


3.1战争背景及地中海的地位

布匿战争开始于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结束[1],持续了约一个世纪。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场战争就像同一时期发生于中国,秦始皇发动的统一战争性质一样。在这次战争中,他们统一了西方世界,集权控制西方的核心地区——地中海。在很多方面,地中海在西方的地位和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在中国的地位一样,都是一个各地人民进行沟通与交易的地方。然而,地中海和中原在本质上并不相同,因为地中海是海洋而不是广阔的陆地,所以管控的手段也必须不同。海洋不能被全面控制、分封、向农民征税,亦不能被地主用来生产和有效利用,更多的是用于控制世界各地的贸易和交流。

地中海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因为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占领了该地区,但在公元五世纪末,随着西方帝国的没落而失去地中海。迄今为止,每个势力都一直试图独霸地中海,但从未有人成功过。在中国,中原地区势力雄壮,人民自给自足、实力强大而又处有防御性的地位[2]。它的东部临海,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群山环绕,北部以及东北地区是高原和西伯利亚干草原。在古代,想要进攻中国的敌人必须要先度过挑战性极大的身体障碍,然后再与中原地区的富强的帝国战斗。他们会遇到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能够将他们包围。因此,他们只有在中华帝国极度绝望或明显虚弱的时候,才会冒这种双重风险(越过障碍和挑战军队)。邻国的困境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中央帝国很乐意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而他们肯定更倾向于不动一刀一枪就能捞到一些好处,而不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去获得更多。

然而,如果帝国面临政治困境,没有足够的资源对抗敌人时,对邻国来说就有两个动力驱使他们进攻中原:一是他们得不到来自中原地区的馈赠;二是中原地区缺乏资源供应,也就意味着他们抵抗入侵的力量会较弱。

地中海则完全与其不同。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并不是防御屏障——如果有的话,它可以算是进攻的管道。舰队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出发,几个月都不被发现,直到他们袭击这片海域的海岸上的人。正如我们所知,第一次从地中海袭击敌人,是海人的进攻,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成功地摧毁了位于地中海东部和东南部的埃及帝国和赫梯帝国(赫梯帝国是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后继者)。这两个帝国无疑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但却在这来自远方和海上的偷袭中元气大伤。在20世纪40年代雷达发明之前,事实也正是如此!对这条海上航线的强大控制使他们有能力对任何一个在地中海拥有滩头阵地的国家发动突然袭击。即使这次攻击不是决定性的,但不管怎样,它都将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因此它将阻止任何没有海权国家支持拥有海权的国家。

换句话说,对地中海的控制赋予了他们占上风和进攻性的优势,并可能使,特别是有组织的国家和帝国组织屈服,因为他们的内部结构可能会被一次目标明确的攻击所破坏。公元前146年,罗马人不仅打败了腓尼基人,还打败了腓尼基人的宿敌希腊人。罗马人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强国。它们能够威胁到任何进入地中海的力量。然后,他们通过控制地中海,几乎没有外部敌人,但是这反而会引发其他的国内动荡。

这些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腊在东地中海的力量。它在此之前是古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但也被摧毁了。亚历山大的征服成果被他的将军们瓜分了,新的希腊国家之间互相竞争,每个国家都更担心自己的邻国,而不是西方崛起的两个大国——迦太基和罗马。皮拉斯和塔兰托率领的希腊殖民地攻击在意大利的失败,并没有引起希腊国家的极大恐慌或反应。

没有人从意大利的失利中看出,此举预示着对整个地中海地区更大的谋图。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时,希腊国家可能认为罗马的崛起是西方对他们的宿敌迦太基的腓尼基人的制衡。事实上,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罗马人为了支持希腊人,即墨西拿的麦尔提尼斯人(现代墨西拿)而干预了迦太基的进攻。罗马人对战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结盟的战争,可以看作是旧剧本的最新发展。事实上,这是在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争夺西西里几十年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比一个新势力的崛起更为明显。罗马人之前在迦太基的支持下与希腊人作战,在希腊与腓尼基人长达几个世纪的对抗中,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

此外,公元前280年左右,也就是在布匿战争开始前不久,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之间的战争只有在这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然后是四个主要的竞争力量:马其顿和希腊中部的安提哥纳王朝,埃及亚历山大的托勒密王朝,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安提阿和安纳托利亚的亚特拉斯王朝。每个地区都把自己的对手视为主要威胁,忽视了罗马的崛起,尤其是在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前。那时地中海地区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罗马能够让一个希腊国家对抗另一个希腊国家并同时打败迦太基和希腊国家。

3.2第一次布匿战争——西方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罗马获胜告终。然而,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241年,这漫长的23年中,大家并不承认罗马是最终的赢家。但这仍为罗马的实力和毅力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其能够赢得更具复杂和挑战性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之一汉尼拔·巴萨是罗马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威胁。

公元前264年,战争刚爆发时,迦太基占有所有的优势:国家庞大而有组织,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有在外作战经历的舰队,也有一个能够提供了大量不同资源的富强的商业领域。罗马则没有这些优势。虽然它打过许多仗,也赢过许多仗,但都发生在自己的地盘上,也就是意大利境内的。它没有舰队,没有远征军的经验,也没有商业的力量来资助战争。然而,事实证明,罗马非常善于迅速适应其敌人的战术,而且它可能觉得自己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得到的东西要比失去的更多。迦太基在其历史上遭受过许多失败,比如与希腊人战争中的失败,但没有一个是致命的。并且,每一次的失败都会让迦太基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罗马可能与它的境遇不同。迦太基在战胜强大的萨莫奈人和希腊人之后,激起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战斗势头,但同时也可能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罗马这次战败后重返故土,但并不保证以后不会卷土重来。

据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所说,在罗马,这场战争的开始非常有争议。罗马人为到底要不要回应麦尔提尼斯的求助这一问题争论了很久[3]。当时,麦尔提尼斯刚占领了麦西拿,但却遭到刚刚打败锡拉库扎的迦太基人的攻击。当然,最初,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一场力量有限的较量,而且在开始的时候似乎也是如此。

两个罗马军团在西西里登陆,打破了麦西拿的围攻,并向锡拉库扎进军。在此之后,锡拉库扎与罗马结盟,并为罗马提供了物资和舰队,这些是罗马后来与迦太基战争的关键。因为,迦太基也有一支舰队,并且有更短的补给线,它可以从邻近的现代突尼斯地区的北非海岸获取物质补给。后来,许多西西里的城市以及迦太基的臣民,开始反对迦太基,转而支持罗马,因此迦太基酝酿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它在非洲建立了一支雇佣军,部分由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组成,这表明当时迦太基的势力范围非常大,但也可能是面对罗马人时的弱点,因为罗马军团是由为自己家园而战的军人组成的。根据历史学家菲利努斯的说法,迦太基拥有一支由五万步兵、六千骑兵和六十头大象组成的庞大军队[4]。罗马人只派出四支军队,在阿格里根图姆与迦太基人交战,并打败了他们。

这可能是本次战争的终点,就像与希腊人多次战斗时那样,但罗马人却已经在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这表明罗马人有更大的战略野心。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保卫西西里岛,而是懂得海战对战争结果的战略重要性[5],所以他们基本上从零开始建造了一支舰队。至于罗马人是如何拥有第一支舰队的,这仍有待商榷。可能他们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得到了一些帮助,当然锡拉库扎肯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船可能是腓尼基人用他们的三浆战船和五桨战船设计的[6]。不管怎样,罗马独创性的工程技术在造船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战船上,增加了一座移动桥——乌鸦船头吊桥。当他们自己的船靠近敌人的船时,不是去撞击敌船,而是通过这种桥,让罗马士兵登上敌人的船。这避免了海战,几乎和在陆地上的战斗相同。因为罗马士兵的肉搏战经验 比腓尼基的水手要丰富的多,所以在战斗中取胜是必然的。

这种新工具是在公元前260年的米拉战役中证明其价值的,同时这也是罗马海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当时他们俘虏了约50艘迦太基船只。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继续采取这种战术,尤其是在埃克诺穆斯岬大战中。这种吊桥的使用使迦太基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作战策略,因为罗马军队在城市无法使用吊桥,所以他们只拥有海战优势。

埃克诺穆斯战役开始后,雷古勒斯率领的罗马军队在北非登陆。起初,雷古勒斯获胜,迫使迦太基求和。但是由于罗马提出的条件太苛刻,所以此次谈判不欢而散。在此之后,迦太基人雇了斯巴达雇佣兵桑提波斯来重组军队。桑提波斯打败了罗马军队,并在突尼斯战役中俘虏了雷古勒斯,并成功地将剩余部分的罗马军队与军队总部隔断联系。罗马随后派出了一支营救队,试图营救那些剩余的士兵,但却在路上遭遇了一场风暴,大约9万人丧生。于是迦太基杀回阿格里根图姆,将城市夺回,并将其彻底摧毁。战争主要发生在西西里岛,从士兵的损失和资源的浪费来看,这场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但是战争的转折点并不是迦太基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是其国内局势的转变。公元前244年,汉诺大帝领导的反对战争的迦太基派获得了权力,他们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于是开始遣散舰队,这给了罗马人再次获得海上优势的机会。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罗马人赢得了在艾加特斯岛上的海战。到那时,迦太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舰队,并且没有经济能力资助,或是不愿意资助一支新舰队或是招募新的舰队成员[7]。而富有的罗马人则相反,他们用自己的钱来资助他们的舰队。罗马共和国能够在战争中吸引私人投资,为船只和船员提供资金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政府承诺一旦胜利他们就能获得更高的回报。这种模式与迦太基贵族明显不愿为战争冒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迦太基人在非洲和西班牙仍然拥有大量的财产,也许他们可以对冲损失,而罗马人则不能,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投入进去,否则就会失去所有的东西。

罗马人在海上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在风暴中损失了大量兵力。人们认为,沉重的吊桥使船只在恶劣的天气下变得易于摧毁,然后为了使船更加灵活,吊桥就被拆下来了。

根据波利比奥斯的所说,这场战争是战争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比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了半个世界,到达印度和中亚过程中发动的战争伤亡人数还要多。大概总共有30多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罗马人从这场战争所得的要比亚历山大征服半个世界获得的少的多,但伤亡人数也比秦始皇发动的战争中要少。史学家司马迁曾记载,秦始皇上台后,包括发生在公元前233年的伤亡超过十万的淝水之战在内,他杀死的人数超过一百万[8]。然而,罗马和中国不同规模的人员伤亡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待战俘的方式不同造成的。在中国,犯人经常被处死,而在罗马,对犯人的惩罚方法就是奴役他们。

不管怎样,罗马和迦太基在和平时期还是达成了以下协议:

(1)迦太基撤离西西里岛及其以西的小岛(阿加底亚群岛)。

(2)迦太基归还罗马军队的战俘,不能要求任何赎金,但迦太基要赎回其战俘需要支付给罗马一大笔赎金。

(3)迦太基不能进攻锡拉库扎及其盟友。

(4)迦太基把西西里岛北部的群岛(伊奥利亚群岛和乌斯蒂卡)割让给罗马。

(5)迦太基撤离西西里岛和非洲之间的所有小岛(潘泰莱里亚、利诺萨、兰佩杜萨、兰皮奥尼和马耳他岛)。

(6)迦太基需每年分十次支付2200塔兰特(66吨)白银的赔款,外加立即支付1000塔兰特(30吨)白银的赔款。

罗马在迦太基忙着镇压雇佣兵起义时,还夺取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因为迦太基在战争结束后,拒绝支付雇佣军的薪水,这促使他们发动了叛乱。

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结束标志着意大利半岛向外扩张的开始。西西里岛成为第一个由前执政官而非盟友统治的罗马省汇(西西里)。西西里岛对罗马来说将成为非常重要的粮食来源。因为在这儿产的特殊的硬粒小麦是制作意大利面条所必需的,而这种面条至今仍是意大利的主食。

迦太基为了弥补最近的领土损失,需要充足的白银资源来偿还所欠的巨额赔款,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伊比利亚。公元前237年,迦太基人开始了一系列扩大对伊比利亚半岛控制的战役,也正是这种扩张导致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迦太基围攻了受罗马保护的萨贡托,再引发了与罗马的战争。

3.3汉尼拔、迦太基的战败、以及布匿战争和希腊战争的终结

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与最著名的敌人——汉尼拔,之间的战争。因为保留下来所有的历史记录都是罗马的,所以故事的结局就是,如果连伟大的汉尼拔都不能打败我们,那么没有人能打败我们。这是一个警示故事,是对罗马敌人的警告。罗马把它最大的敌人变成了最好的盟友,建立了一个罗马战无不胜、因而永恒的故事。

罗马以一种优柔寡断的方式赢得了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的贵族们已经厌倦了资助战争,他们的雇佣军开始反抗——换句话说,迦太基的内部结构在战争期间发生了变化;并不是因为罗马的实力让迦太基战败。但是,罗马的毅力比较强大,它的贵族也更愿意受苦,在陆地上,罗马军团并不比腓尼基军队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腓尼基军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将士组成的,他们的技能来自世界各地。很明显,罗马舰队明显强于腓尼基人,并帮助他们赢得了所有的重大战役。但罗马人是在陆地上受到牵制的,罗马将军雷古勒斯把战争引到了迦太基的地盘上,转移了战争的重心,也预示着下一场战争的征战方法。

汉尼拔将军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战术家,还具有广泛的战略意识和政治观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设计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他把战争引到了罗马,挑起罗马盟友之间矛盾,打破维系罗马国家的社会契约。他不仅重建迦太基的霸权,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张了它。这让汉尼拔在物质和思想上都有丰富的资源。迦太基在伊比利亚的扩张使汉尼拔发动战役拥有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此外,最近罗马的扩张也为其带来了许多新的敌人——首先是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的好战的高卢人。他们受到罗马的野心的压迫和威胁,所以便为汉尼拔的战略提供了一个关键点:他们帮助汉尼拔的军队跨越阿尔卑斯山,这是第一次一个大规模而又有组织的军事远征。汉尼拔带着至少2.8万名步兵、6000名骑兵和30头战象来到了现在的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的陶里尼高卢地区。虽然罗马人预料到他们会这样到来,但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早,而且他们的部队还处于休整状态[9]。这次远征被认为是军队转移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因为他们在深秋跨过了敌人的领土,穿越了阿尔卑斯山,并且没有任何补给线。他率领军队出其不意地进入意大利半岛,终结了罗马入侵非洲的意图。

汉尼拔随即赢得了一系列的战役,特别是在特雷比亚和斯米尼湖畔的战役,使得罗马军队处于防守地位。普布利乌斯·科尼利乌斯·西庇阿是罗马伟大的将军之一,他在高卢人在意大利起义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因此罗马人害怕直接与汉尼拔交战。罗马人转而采用由昆图斯·法比尤斯·马克西姆斯领导的小规模战斗策略,在削弱汉尼拔的同时,加强与意大利同盟国的联盟。战争陷入僵持阶段,双方都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罗马人没有与汉尼拔决裂或求和,汉尼拔也没有攻入罗马。与此同时,汉尼拔的军队规模正在减小,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向位于阿普利亚坎尼城的汉尼拔逼近。公元前216年8月2日,爆发了可能是古代西方最著名的战役,因为这是第一次全面包围行动。在这里,一支约50,000迦太基人的军队面对着一支约86,400罗马人的组成军队。战争结束时,约75,000罗马人被杀,10,000人被俘,而迦太基只有5,700人阵亡。迦太基步兵基本上是有秩序地撤退,并在第一次战斗后坚守阵地;汉尼拔的骑兵人数更多,训练也更好,他们从两翼战胜了罗马骑兵,并从敌军后面袭击了罗马步兵,并击溃了他们。问题还出在指挥制度上,因为在这一制度下,负责军队和共和国的两名执政官之间每天都在变化。

汉尼拔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战略优势: 他的骑兵队伍比罗马更加强大,人数更加多,在军团的重装步兵重新部署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骑兵的部署。这对罗马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打击——坎尼战役的教训在罗马和西方历史书中被反复讲述了几个世纪。然而,最重要的是,尽管发生了大规模屠杀,罗马并没有求和,汉尼拔也没有匆忙包围罗马。这场战役凸显了罗马人对抗迦太基的决心,同时也动摇了腓尼基人对罗马能够被打败的信心。实际上,坎尼战役开启了罗马改革军队结构的进程,这提高了军队的实力,但最终也永远改变了罗马的政治制度。

在坎尼战役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罗马针对这些不足之处进行了重大变革。首先是对罗马方阵的改革,最初方阵是铰接在一起的,然后把将它分成列,最后把它分成很多小的战略团体,这些团体能够时而紧密结合成一个密不可透的整体,时而灵活的转换模式,灵活的分离,转向。例如在里帕和札马之战中,壮年兵被安排在青年兵的后方——这一部署使得方阵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一改革的最终结果标志着罗马军队的步兵的集合从传统的单兵系统过渡到盖斯·马略领导下的队列模式。此外,统一指挥被认为是必要的。经过各种政治实验,西庇阿被任命为驻非洲罗马军队的总指挥,并确保在战争期间也担任这一职务。这种行为可能违反了罗马共和国的宪法,但正如德尔布吕克所写,这种任命方式“引起了一场内部变革,极大地增强了罗马的军事潜力”[10],但同时预示着共和国政治体制的衰落。此外,这场战斗暴露了平民民兵的局限性。在坎尼战役之后,罗马军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专业的军队:西庇阿在札马的军队核心由在西班牙与迦太基人作战近16年的老兵组成,并被打造成一支精锐的战斗部队。通过这些改革,西庇阿将战争带回了非洲,并于公元前202年在札马使用了汉尼拔的战术——让罗马骑兵从后面攻击腓尼基军队,击败了汉尼拔。这次战败使迦太基军队丧失了战斗的勇气。迦太基投降,汉尼拔试图推行一些改革,但却惨遭流放。后来他向东部的希腊王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被当时向东扩张至希腊的罗马人所追捕。

迦太基政体灭亡后,马其顿和塞琉西帝国是地中海东部在战争期间的两大强国,他们的战败至少间接地将希腊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这两场战争中,与塞琉西帝国的战争是最重要的战争,而最重要的敌人则是马其顿,因为它离罗马最近。但这两场战役都有效地标志着这些帝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终结,尽管它们都没有立即导致罗马人在被征服领土上的公然统治[11]。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接近罗马,所以罗马针对实力较弱的马其顿发动了四次独立的战争,虽然最后两次战争是针对偶然的叛乱,而不是强大的军队。罗马对马其顿的影响逐渐瓦解了它的独立,并将其并入罗马,从而使罗马成为当时西方世界的主要帝国。尽管帕提亚和本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阻止了罗马对塞琉西的进一步进攻,但战争的最终结果对塞琉西也是致命的。

从马其顿战争结束到罗马帝国早期,地中海东部一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政治网络,这个网络在不同程度上独立于、依赖或完全由罗马军事控制。波利比亚斯试图研究罗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如何统治希腊东部的。他认为罗马的战争是在几个希腊城邦寻求罗马的保护对抗马其顿王国和塞琉西亚帝国之后开始,当时托勒密埃及的衰弱造成的这种不稳定局势,使得希腊城邦不得不向罗马求助,因为托勒密埃及同时也是一个希腊帝国,它正处于崩溃状态,这为更具侵略性的马其顿和塞琉西帝国的扩张打开了机会。

与希腊东部不同,大部分由腓尼基人控制的地中海西部被一些主要的帝国统治了数百年。罗马的影响力和寻求联盟的行为导致了战争,在战争中,这些帝国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创造了一个只有罗马才能够填满的不稳定的权力真空。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2],罗马对东部和西部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非是有意要建立帝国,而是在高度不稳定、不可预测、相互依赖的联盟和依赖网络中,以实现短期目标为核心的持续危机管理。除了一些完全军事统治的例外(如希腊大陆的部分地区),地中海东部在过渡到罗马帝国之前一直是由独立的城邦和王国组成的联盟(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独立)[13]。直到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东部,连同整个罗马地区,才在罗马人的明确规定下被划分为几个省。这种政治控制的扩张后来被巩固为更正式、更直接的权力,这发生在公元前214年到148年,也就是说,在罗马与迦太基作战的同时,罗马共和国占领了地中海东部的马其顿王国,并在更具灵活性的军团的基础上,用一支改革过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他们。军队的士兵基本上都是专业的,对丰富指挥能力的将军非常忠诚。公元前149-146年,在这些地中海东部与希腊帝国战争的最后阶段,罗马也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决定打着“迦太基注定要被摧毁。” 的口号消灭迦太基。这一行动决定了罗马在地中海的最强大的敌人和对手的命运。在那之后,罗马共和国从军队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

支持共和党的公民、军人和公务员之间的联系被打破了。在布匿战争期间,甚至奴隶也被征召入伍,而军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仅仅是一扇旋转门。士兵们被要求更加专业;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忽视他们的公民义务,接受长期的在军队中全职服务,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从被征服的领土上征用土地作为补偿。公民义务或者是种田,都被忽视了。他们的指挥权不再改变,也不再掌握在民选的共和党官员手中,但自从西庇阿之后,就有将军直接指挥军队效忠。于是,汉尼拔想尽一切办法来打败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创新扩展到了改变军团的结构,它被划分为更小、更灵活的单位,可以根据战斗的需要组合或分割。甚至战斗策略也发生了变化,腓尼基人把短剑引入意大利,并成为一种强大的武器,特别是在近距离战斗中,在大型厚重的盾牌后面使用更为强大。

3.4内战、马吕斯vs苏拉、流行vs保守:罗马共和国解体

在布匿战争和马其顿战争结束时,共和国成为军队及其将领非常强大,独立性日益增加一个骨架。事实上,由于专业的士兵、独立的将军和被征服的大片土地都由奴隶(而不是那些在军队中临时轮班的农民)当作战利品来处理,每个军团都是一个与共和国基本分离的团体。此外,这些征服运动让罗马充满了奴隶,这些奴隶被雇佣在不断发展的剥削企业中,比如西西里岛的矿山或大型农业地产,他们颇受虐待,因为奴隶太多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奴隶更容易逃跑,变成强盗,从而招致进一步的镇压,直到奴隶战争爆发。过多的奴隶也给下层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在下层社会,由于战争的掠夺,一些人得以向上发展,而另一些人却因为没有太多的战利品,或者挥霍了自己的战利品,而被推翻。罗马社会再次变得高度分层化,形成了与公元前4世纪贵族和平民不同的新阶级体系,当时贵族和平民的冲突正在表面下酝酿着。这种新体系由元老院等级的贵族家庭、骑士团阶级的骑士和普通公民组成,而这些公民大多数是大地主、平民或小佃户自由人。此外,还有生活在意大利西南部以外的自由的非公民和底层的奴隶。但只有公民才可以在某些会议上投票,从而积极参与共和国的政治决策;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不动产的人才可以在军队服役,因为这将给予他们社会声望,有机会从战争的胜利中分一杯羹,从而获得社会晋升的阶梯[14]。

共和国大多数权力仍然属于参议院,只有参议院有权通过立法,而且只有上层阶级的成员,如前任地方法官,才有资格竞选参议员并在参议院任职。共和国地域辽阔,他们把大块区域的土地租给大地主,然后他们再自己耕种或转租给自由佃户,而这些土地大多是新征服的土地。公元前133年,身为贵族的提比略·格拉古开始为平民服务,并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属于国家的土地任何个人都可以耕种。这项法律旨在分割国内的大量土地,而且通过这项新法律是参议院激烈政治斗争中的一部分,这是罗马社会斗争的转折点。格拉古越过了需要参议院授权的规定,限制了一个人可以连任的时间,最终参议院做出了反击,想要暗杀格拉古。为此,罗马爆发了大规模的平民骚乱。最终,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非建立了农业殖民地,按照格拉古的要求将征服的土地分给罗马平民。此外,提比略的弟弟盖尤斯设法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允许穷人以补贴价格购买粮食。然而,他的一些更为激进的改革却遭到了参议院的阻挠。参议院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参议院委员会,名为“参议院最后通牒”(意为“参议院的最终命令”)。这使得盖乌斯最终逃离罗马,并在之后遭到杀害。格拉古兄弟虽然未能成功进行给予穷人必要地位的改革,但是却为盖尤斯·马略(公元前157-86年)登上政治舞台铺平了道路。马略和格拉古家族一样是一位平民主义者,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也是一位将军,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且这支军队只忠于他,不忠于参议院。马略不是罗马城的人,他出生在首都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很小的时候就在著名的打败了汉尼拔的西庇阿将军手下服役。[15]马略还娶了凯撒的姑母茱莉亚为妻,并于公元前108年竞选执政官。在他的选举中,马略表示他担心来自北方高卢部落的野蛮人入侵,所以决定大大增加军队数量,放宽征兵要求。这极大地改变了罗马的军队,社会结构和领土。

在马略之前,参军的标准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士兵需要提供自己的武器和制服。马略取消了士兵必须拥有领土的要求,允许所有罗马公民,不论社会阶级,都可以参军。这一变革扩大了士兵的数量,因为许多人渴望在战斗中证明自己,以获得致富之路。它还打破了旧的社会障碍,创造了新的障碍。失业的公民和较富有的公民一起参军,这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纽带(不同阶层的士兵并肩作战)和摩擦(富有的士兵感到他们与生俱来的通过战争获得财富的权利被贫穷的军团战友剥夺了)。贫穷的公民被吸引去服兵役,因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可以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这也使新征服省份的人口“罗马化”,从而减少了动乱,降低了反抗共和国的机率。下层民众占新罗马军队的人数的大半,他们的未来与他们的长期职业生涯息息相关,他们总是能够在灾难发生时提供后备力量。此外,由于每一个战役都有大量的新兵,军队的扩展确保了军事上的持续成功。

从那时起,罗马军团将主要由穷人组成,只有当他们的将军能够以某种方式为他们带来土地分配时,他们在服役结束后的未来才能得到保证。因此,士兵们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利益 来支持他们的将军反对任何人,例如参议院。而参议院往往就等同于“公共利益”。马略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潜在的力量源泉,但在不到二十年后,马略的前任财务官苏拉将会利用这一力量来对付元老院和马略。

大多数没有经验或传统的新手要求对军团的组织进行改革,他们要求将军队的基本单元由较小的组群改为较大的组群。马略第一次组成了一支常备军,有正规的训练和装备。演习全年都在进行,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军团的总人数约为6000人,其中正式士兵4800人,其余的被归类为非战斗人员。军团的内部组织由十支各有六个百人团的队伍组成。百人团由100人组成:80名军人和20名非战斗人员。

百人团作为一个整体战斗、行军、扎营。他们作为一个战斗单位,携带有养活和维持它所需的所有武器和装备。每个人都负责携带自己的给养、武器和几天的口粮。这大大减少了支援所用的行李搬运车的体积,使军队的灵活性大大提高。所有人都强调集体精神反对其他单位和罗马社会的其他部分人员,这些人与退伍军人的经验相去甚远。马略被指控为那些所谓的无法无天、贪婪的士兵铺路,人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几代人之后共和国的衰落。马略当然不是第一个征募无产者的人。在过去的极其危机时期,参议院曾迫使平民、罪犯和奴隶充当军团。然而,马略却把这一例外规定了下来。他派士兵击退了日耳曼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入侵——这是罗马第一次与这些部落对抗,五个世纪后,这些部落最终推翻了西罗马帝国。马略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领导能力使他在公元前107年,公元前103年至公元前99年期间分别担任了6次执政官。公元前99年,元老院再次使用国内暴力,宣布另一个元老院紧急决定。反对马略的保守派的声音,最后在马略的前任中尉苏拉周围汇合起来。公元前88年,元老院授予苏拉在对抗马其顿国王米特拉达梯的战争中,对马略有利而有权的指挥官职位。然而,马略还是设法通过一些政治交易保住了这个职位。苏拉起初顺应形势,但他开始在军队中找到支持,在罗马夺取了政权,并与他的士兵一起向小亚细亚进军。在那里,他进行了一场基本成功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受到参议院的迫害。马略趁苏拉不在时发动了政变,杀死了几个他的敌人,建立了民粹主义政权,但不久就去世了。

苏拉与罗马在东部的敌人讲和,并开始安排他返回罗马。与此同时,马略的民粹主义继承人辛纳在前往国外与苏拉会面时被自己的手下杀害。公元前84年,苏拉公开叛变,当他入侵半岛时,包括克拉苏和庞培在内的许多贵族都加入了他的行列,并在一年内击败了所有主要的反对派。他开始了独裁统治,这为凯撒在几年后夺取政权树立了先例。此外,他还通过禁制令清除了许多民粹主义者的国家。在随后的残暴统治中,一些无辜的人遭到抨击,这样苏拉的追随者就可以将他们的财产收入囊中。苏拉的政变为寡头们带来了重大胜利。他推翻了格拉古兄弟和其他民粹主义者的一些改革,剥夺了平民法庭的大部分权力,并将法院的权力交还给了参议员。但他保留了马略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主要特点:军队的普及。这是为民粹主义者重新掌权和最终建立帝国做准备。

然而,共和国即将面临着其他重大威胁。

3.5斯巴达克斯与奴隶起义

奴隶制度一直是罗马社会的一个特征,随着征战的进行,奴隶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数量的增加也使奴隶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进一步恶化[16]。他们变得更便宜,更容易替换,然而,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也导致奴隶们更加绝望: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且已经无法得到救赎,他们还不如杀死他们的主人,试图拯救自己。罗马人面临着被奴隶的仇恨和怨恨所伤害的严重危险,但这又导致了对奴隶的进一步压迫,进一步加剧了危险和威胁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罗马人的残忍,而是罗马共和国信奉奴隶制的道德观。奴隶们通过追求激情而非自由,来认可他们奴隶的身份:”奴隶是人类,但他们是最底层的人类,因为他们……放弃了追逐动物、女人或生命的自由。”[17]荣誉实际上只属于自由的人,而“儿童、妇女和奴隶都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奴隶是没有敌意、依赖他人、生活在堕落之中的人,他们仅仅被视为主人的“替身”。不断增长的奴隶数量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地位。事实上,罗马奴隶可以拥有财产,尽管这些财产属于他们的主人,但他们可以像使用自己的财产一样使用这些财产[18]。有技能或受过教育的奴隶被允许自己挣钱,他们可能希望存够钱来买回自己的自由。这些奴隶通常根据主人的意愿或提供的服务获得自由。西塞罗的秘书泰罗就是一个著名的拥有高地位的奴隶的例子。泰罗在主人去世前被归还自由,拥有成功的人生,并在自己的乡间庄园享受退休后的生活,在99岁时辞世[19]。然而,城市奴隶中的一些例外,正如这些伟大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公元前251 - 183年)在《伪装者》、《吹牛军人》和《鬼屋》讲述的伪装者奴隶机智行事和创业的故事,他试图通过帮助他年轻的主人向邻家女孩求爱,以此赢得他自己的自由[20]。

在罗马南部和西部战胜腓尼基人,东部战胜希腊人之后,伪装者的生活变得更加特殊。公元前一世纪,意大利有100万到200万名奴隶,大约每一个自由的人都有一个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改革带来了变革之风,打破了大庄园制度,消除了雇佣大量奴隶的必要性。这反过来也给了奴隶们一些希望,在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上都与平民亲密的奴隶们,正是由于格拉古的改革,才得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西西里岛的矿山中的奴隶制是最残酷的,因此那里发生过奴隶起义。在公元前73年,前军团助军和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起义,虽然并不是第一次起义,但却使起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写道,奴隶有时会联合起来策划起义。他记录了三次主要的奴隶起义:公元前135-132年(第一次奴隶战争),公元前104-100年(第二次奴隶战争),以及公元前73-71年由斯巴达克斯领导的 (第三次奴隶战争)[21]。斯巴达克斯是一个有过参加罗马军团经历的色雷斯人,但是因为想要逃离军队而成为奴隶。公元前73年,他逃离了那不勒斯附近卡普阿附近的一个角斗士训练营,和其他几十名角斗士带着训练场军火库里的武器一起躲在维苏威火山周围的野树林里。在他逃跑途中,解放了许多其他奴隶,自由的牧羊人和农民也加入了起义,这证明了某些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界线是多么狭窄,也证明了他们对占统治地位的罗马贵族的仇恨是多么深。

斯巴达克斯的事件最初被认为不过是一个盗匪活动的小案件,后来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奴隶们打败了罗马派来与他们作战的小分队,杀死了大部分罗马士兵。这些胜利使斯巴达克斯的士兵人数增加到7万人。然后罗马又派遣了两个领事军团去对抗奴隶,令罗马吃惊和恐慌的是,他们竟然失败了[22]。这引起了国内极大的恐慌,因为叛乱显然无法阻止,元老院托付罗马首富马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去终结这场叛乱。克拉苏调动了8个军团,以严厉、残酷的纪律管理这支非常庞大的军队,并恢复了对单位屠杀的惩罚。这足以表明罗马军团是多么害怕这些奴隶。然而,即使是克拉苏也无法阻止斯巴达克斯,尽管他至少阻止了奴隶们坐船离开这个半岛的计划。庞培从西班牙战场归来后,受命加入克拉苏。由于敌军的恶行,奴隶们把纪律抛在了脑后,一小群人独立地与罗马人作战。斯巴达克斯与克拉苏正面交锋,并在现代巴西利卡塔的高塞勒谷战役中被击败。尽管根据阿庇安的记载,斯巴达克斯的尸体从未被发现,但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他在战斗中被杀的说法。卡普阿至罗马的亚庇古道上,幸存下来的6000名被俘获的叛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将是对那些未来叛乱的可怕警告,但事实上,这也证明了奴隶们的勇敢和技巧,他们在与强大的罗马军团的战斗中取得了如此多的胜利。

事实上,斯巴达克斯可能向罗马引入了两个观念:一是,平民必须被更好地对待,因为他们是反抗奴隶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他们施加太多的压力会使他们与奴隶团结起来,就像加入斯巴达克斯的牧羊人和小佃户一样。二是,奴隶被证明是光荣的罗马军团的强大对手——即使在那个时代的历史编年史上,人们也能看到斯巴达克斯所赢得的尊重。这可能是对罗马文化中奴隶和奴隶制观念的一个打击。在罗马文化中,奴隶以前被认为是没有荣誉的人,因为他们是没有遵守诺言,或者因为失败而蒙羞的体现。相反地,他们对斯巴达克斯和他的部下的叙述却带着某种程度的钦佩,这与普遍认为的自我奴役是格格不入的。在某种程度上,斯巴达克斯的反抗打破了罗马奴隶制的文化和道德基础。这发生前不久,维吉尔在他的《埃涅阿斯纪》(写于公元前29日和19日)中强调虔敬和换位思考的美德的重要性,这在现在的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和后来蔓延到整个帝国的基督教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帝国是在凯撒的基础上建立的,他的名字成为了一个帝国的典范。后来的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3.6社会战争的回归和恺撒的崛起

在奴隶战争中,保守派的苏拉第一次率领军队进军罗马,夺取了政权,确立了自己的独裁者地位。而独裁者曾经是为战争的极度需要才存在的。尽管如此,苏拉还是放弃了近乎绝对的权力,在公元前81年末恢复了宪政。之后他隐退到私人生活中,并于公元前78年去世。

然而,首先是马略,后来更甚的是苏拉,打破了共和国的模式,把它推向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在马略和苏拉的斗争中,盖乌斯·朱利叶斯·凯撒(公元前100年7月-公元前44年3月15日)诞生了,他无疑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他的家族自诩为罗马创始人罗穆卢斯的后代,因此也是阿斯卡尼俄斯和埃涅阿斯的后代。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摧毁后,埃涅阿斯为了逃离特洛伊,来到意大利。在某些方面,他的影响可以与中国的秦始皇相比。然而,这个数世纪以来第一位皇帝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坏的典范,而在两千年来,直到民主制度的传播,恺撒一直在某种或小或大程度上几乎是西方所有政治人物的榜样。此外,恺撒还被认为是罗马时代最好的将军,一代又一代的军事战略家研究过他的战斗和战役,他的战斗和战役巧妙地结合了罗马最大的优势,军事工程和快速造桥、防御工事和攻城机器的能力。他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能够驾驭复杂的罗马环境,获得比之前任何人都多的权力——事实上,这是他建立罗马帝国的前提。此外,他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家,对他的敌人,尤其是高卢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并对他们通情达理。[23]恺撒出身于一个曾经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然而却是一个平民主义者,他的姑母是马略的妻子,自己还娶了马略中尉辛纳的女儿。他最初被任命为朱庇特神父,这是一个政治任命,但后来由于害怕苏拉的迫害,他逃离了这座城市。在小亚细亚英勇作战后,回到罗马,做了一段时间的律师,并被证明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但是后来他在旅行中被海盗抓获,当被赎回后,他组织了一支舰队去追捕海盗,抓住他们,按照自己在囚禁期间所承诺的那样,将他们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公元前63年,他竞选罗马国教大祭司的职位。尽管对手经验比他丰富,地位比他高,恺撒仍旧轻松获胜。同年,伟大的罗马演说家和保守派政治家西塞罗担任执政官,揭露了民粹主义的加蒂兰想要夺取共和国控制权的阴谋。恺撒很可能参与了这一阴谋,但他在最后一刻远离了加蒂兰,从而免遭迫害。加蒂兰是罗马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乌克兰家族的继承人。当许多平民因为罗马的经济衰退而失去土地,以及许多苏拉的前军团成员以及拥有财富的老参议员家族也是如此[24],他们来到城市,加入城市贫民的队伍时,加蒂兰开始组织一场激进的民众改革。他最终组织了一支军队,虽然在罗马北部被击败,但他的谋略对罗马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马略和苏拉之间的血腥战争证明,社会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减轻,反而恶化了。此外, 加蒂兰吸引意大利各地的支持,甚至在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开始之地——卡普阿[25],引发一场小规模的奴隶起义,这证明了贫困的城市平民和社会最底层的奴隶之间的界限又开始模糊起来。

恺撒成功地度过了这段动荡的时期,他既没有倒向加蒂兰的阵营(尽管他已经接近自己的目标),也没有倒向保守的反对派。公元前62年,在罗马最富有的、最强大的将军庞培的主要敌人马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的支持下,恺撒被任命去统治西班牙。在西班牙,恺撒征服了两个部落,并被他的军队称为“最高统治者”(类似于“伟大的指挥官”的头衔,由某些军事指挥官承担,用于称呼罗马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公元前59年,在西班牙之后,恺撒竞选并赢得了执政官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与克拉苏成为的朋友,并向庞培示好,目的是调解两者之间的矛盾。他们三个人有足够的钱和权力来控制整个罗马的政治。这种非正式的联盟被称为第一个“三人统治”,庞培和恺撒的女儿朱莉娅的婚姻巩固了这一同盟。恺撒提出并强制通过了一项比格拉古几十年前试图推行的更为激进的法律:将公共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这一提议得到了庞贝的支持,并在庞贝城内布满士兵,这一举动吓坏了三巨头的对手。此外,恺撒还获得了阿尔卑斯山脉南侧的高卢(意大利北部)和伊利里库姆(欧洲东南部)地区的执政官职位,后来又获得了阿尔卑斯山脉北侧的高卢(法国南部)地区的执政官职位,让他拥有指挥四个军团的权力。他的任期——也就是说,他从担任执政官以来就免于被起诉的威胁——设定为五年,而不是之前的一年制。

3.7征服高卢与帝国的崛起

尽管恺撒总督再次负债累累,但是在担任执政官期间,他不得不左右讨好,而他所要管理的地区也无法再被压榨下去。在古罗马,统治者从各州榨取财富并不是一种罕见的做法。他需要更多的钱来偿还债务,并进一步推进他的政治目标。

此时,恺撒共有四个军团,并有与未被征服的领土接壤的两个州。由于部落之间的摩擦和来自日耳曼部落的外部压力,高卢的部分地区不稳定。在日耳曼部落的帮助下,罗马的高卢同盟在马格托布里加战役中被对手击败。人们担心,这些部落正准备向南迁移,靠近意大利,就像过去几个世纪高卢人所做的那样。高卢人后来进入罗马,而日耳曼部落则在几年前就被马略击败了。恺撒又召集了两个军团,打败了这些高卢部落。为了反对恺撒的早期行动,东北部的高卢人开始组织起来与其抗争,所以他开始反攻,并零星地征服了部落。与此同时,他的一支军团开始在遥远的北方,也就是在英国的正对面征服高卢人。公元前56年春天,三巨头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罗马正处于动乱之中,恺撒的政治联盟因保守派的反对而瓦解。在卢卡召开的会议延续了这三巨头的统治,并将凯撒的统治延长了五年。在对北部高卢的征服完成后不久,公元前55年恺撒击退了两个日耳曼部落的入侵,并发动了对英国的入侵,然而英国并没有远离海岸。恺撒做了更充足的准备,再次进军英国,征服了岛上的大部分地区,直到高卢的起义把他召了回来。与此同时,在罗马,三巨头同盟正在瓦解。恺撒的女儿朱莉娅,也就是庞培的妻子死于难产,庞培拒绝与恺撒的侄孙女结婚。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与帕提亚人的战斗中被杀。克拉苏军团的遗骸被波斯人接管,并最终定居在汉帝国的西部省份,这是历史上两种文明的第一次有意义的相遇。[26]

在罗马,在没有克拉苏的情况下,庞培被紧急任命为唯一的执政官,他娶了恺撒的政治对手的女儿——事实上,这就是对恺撒的宣战。然而此时恺撒正被困于高卢,在公元前52年,另一场由维辛格托里克斯领导的规模更大的起义爆发,他成功地统一了高卢部落,并在几次交战中击败了恺撒。尽管如此,恺撒在阿勒西亚战役中对机械制造工厂的不断进攻最终还是迫使维辛格托里克斯投降。自从在花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的腓尼基战争以来,高卢在罗马领土的最大扩张中被高效地征服。从历史上看,它仅次于早期的波斯征服或亚历山大的战役。然而,在这两个先例中,征服者接管了先前存在的、结构合理的“国家”:吕底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王国(波斯的),以及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相反,恺撒必须要在一个广阔的、无组织的领土上,赢得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独立部落的支持。普鲁塔克声称,在高卢战争中,罗马人与300万人作战,其中100万人死亡,100万人沦为奴隶;300个部落被征服,800个城镇被摧毁[27]。这一壮大的规模在古代几乎不可能有先例,尤其是在短短几年里,他的征服力量把恺撒带到了罗马。公元前50年,庞培指控恺撒不服从命令和叛国,他领导的元老院命令凯撒解散军队,返回首都。公元前49年1月,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罗马意大利的边界),这条河是不允许任何将军带着他的军队通过的。恺撒只有一个军团,尽管他们的军队数量远远超过他的,但这足以迫使庞培和元老院的大部分人逃往南方。在渡河时,恺撒对他的军队说,“木已成舟”,这是米南德希腊戏剧中的一句拉丁语翻译。跨越卢比孔河和这句话都成为西方文化中的典故,意思是采取了不可挽回的行动。

恺撒追赶庞培,希望在庞培加入其军团之前将其抓获,但庞培逃到了西班牙和埃及。然后恺撒开始了迅速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当庞培正在和恺撒的助手们在意大利、西班牙、伊利里亚和埃及地区作战时,他在罗马获得了独裁者的职位。他在各地都打败了他们,以某种方式重新征服了罗马共和国地中海沿岸的全部领土。庞培被杀后,他的儿子们也跟着被杀。在恺撒的主要对手中,加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西塞罗也准备这么做。公元前45年,恺撒在蒙达战役中击败了残余的反对派,回到罗马后,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终身独裁者,而他自己或他的一些追随者想要选他为罗马国王。

恺撒开始着手通过一项规模宏大的立法,这是首次对贫困的平民百姓的全面照顾。他下令进行人口普查,严格控制国家补贴粮食的购买,并将接受补贴的人数减少到一个固定的数字。公元前47年到公元前44年,他制定了分配土地给15000名退伍军人的计划。此外,他还限制购买某些奢侈品。并设立一项法律,奖励有很多孩子的家庭,这样做是为了加快意大利的人口再增长,因为意大利在经历了这么多战争之后人口大幅减少。除了那些古老组织,他取缔了专业行会,因为取缔那些古老的组织可能会招致许多颠覆政党的敌人。他颁布了一项债务重组法,最终消除了约四分之一的债务。改革维持时间最长的,可能是他对历法的改革,当时的历法是根据月亮的运动来计算的。恺撒用根据太阳运动计算的埃及历法取代了它,埃及历法是在每四年在二月底增加一个闰日,把一年的长度定为365.25天。后来人们对这种日历进行一些小改动,并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正是因为他强大的、空前的力量导致了他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遭人谋害。这是西方政治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情节,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在迫害西方思想的政治问题。恺撒的行为是否像2000年前的华盛顿、拿破仑、林肯,甚至列宁那样?恺撒疏远的儿子布鲁图斯是恺撒的最后一击吗?是他在恺撒的躯体前对他的灵魂发动了最后一击,为共和国支离破碎的自由而战吗?布鲁图斯是否像80年后犹大对待耶稣那样,背叛了他的父亲,他最好的兄弟?对国家和理想的忠诚是否应该先于亲情和手足情谊?这些问题直到现在,在西方文化中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随着恺撒大帝的遇刺,它们以最戏剧化的形式出现了。

对罗马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经历近五千年的共和政体后,罗马似乎想要回到它的起点,回到国家只由一个国王统治的时候,就像罗马最后的三个国王来自伊特鲁里亚,在那里,加蒂兰为他的阴谋建立了政治基础。这种影响也来自于最近被征服的地中海东部,那里的希腊统治者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君主和埃及法老的政治习俗。然而,恺撒遇刺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杀死一个独裁者只意味着杀死一个人,但最终会加强独裁统治。至少在恺撒的这个事件中是这样,他的死是共和国的终结,意味着帝国的开始。

3.8奥古斯都与帝国的建立

恺撒遇刺是对这个问题的误解的一个典型例子。参与这场阴谋的贵族们认为,通过推翻恺撒,他们将重新获得对这座城市的控制,并可以重建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事实上,这是在马略死后和苏拉到来时的确发生过。但这次情况大不相同。罗马的中下层阶级走上街头,迫使密谋者离开城市。恺撒的副官马克·安东尼领导了这群暴民,并威胁要对付城里的达官显贵。出乎意料的是,恺撒指定外甥盖乌斯·屋大维是他唯一的继承人,给他留下了极具影响力的恺撒名字,并使他成为共和国最富有的公民之一。然而,对于身体虚弱的年轻屋大维来说,名字和金钱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与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安东尼相比。

不管怎样,第一个挑战是面对那些在意大利境外组织和集结庞大军队的策划者。公元前43年11月27日,新三巨头同盟正式成立,由安东尼、屋大维和恺撒的骑兵指挥官莱皮杜斯组成。公元前42年,它正式将恺撒神化为“神圣的尤利乌斯”,因此恺撒·屋大维便被人称为 “神的儿子”。恺撒是第一个被神化的罗马历史人物,这种做法以前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使用过。事后看来,他的神化是打破共和党传统、集中权力的重要一步。此外,新三巨头同盟认为恺撒的遇刺是他对敌人宽大处理的后果;因此,他们进行了自苏拉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逮捕和处决行动。这场政治恐怖浪潮也为45个军团提供了资金,这些军团将在后来的内战中战胜布鲁图斯和卡西乌。他们于公元前42年在腓立比被打败。在那之后,三个人瓜分了罗马的统治权,每个人都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着自己的领土。共和国无疑已经终结了,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是个未解之谜。

屋大维的政治策略打败了莱皮德斯:在一场对峙中,莱皮德斯的军团转而支持屋大维,使得莱皮德斯被迫投降。安东尼是一个要难对付的多的人。他在政治独立的埃及避难,并与曾是恺撒的情人的著名的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生活在一起。埃及是当地最大的谷物生产国,是地中海的摇钱树,安东尼可以利用埃及的财富资助他的军队,并从屋大维的手中接管罗马。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战役中打败了安东尼。在安东尼自杀之后,屋大维接管了埃及,成为罗马领土上唯一的统治者。

屋大维随后正式恢复了所有的共和体制,但他把大量的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包括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权力。他被封为平民元首。这意味着他恢复了罗马公民平等的观念,但也强调了在这种平等中存在着一种秩序,而他正是第一个。这是罗马帝国的开始。

奥古斯都戏剧性地扩大了罗马的领土,吞并了埃及、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诺利库姆和雷提亚等罗马以前的附属国;扩大了在非洲的领地;向日耳曼地区扩张;完成了对伊斯帕尼亚岛的征服。在这些边界之外,他利用附庸国的缓冲地带保卫了帝国,并通过外交手段与帕提亚帝国讲和。他改革了罗马的税收制度,发展了正式通讯系统的道路网络,加强了常备军,建立了禁卫军,在罗马建立了公职警察和消防部门,并在统治期间重建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他制定了罗马帝国的制度框架和领土边界,这些在后来几个世纪里一直沿用。沃纳·赫克这样评价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全部权力首先来自于元老院和人民授予他的各种职权,其次来自于他巨大的私人财富,另外还来自于他与帝国各地的个人和团体建立的众多主顾关系。”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他的权力基础,他本人也强调这是他政治行动的基础[28]。”

重要的是,这种权力的框架,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世袭的,并能传给未来的领导人,这是自早期罗马国王以来前所未有的,并与地中海沿岸的广阔领土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这片后来被称为帝国(字面意思是“由最高指挥官指挥”)的土地的未来统治者,将会像屋大维一样统治。屋大维也被尊称为奥古斯都,他对行政管理和税收进行了全面改革。他规定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土地统一直接征税,而不是像奥古斯都的前任那样,从每个地方的省里,逐条地、断断续续地、随意地征收贡品。这一改革大大增加了罗马从其领土获得的收入,稳定了其收入流动,并使罗马与各省之间的财政关系正常化,而不是每次征收贡品都引起新的怨恨。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罗马帝国一直在以一种极为快速但混乱的方式发展,这种改变为罗马帝国的财政和行政管理提供了第一个标准基础,。

这种管理以人数为基础,而不是土地的大小或任何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因此人口普查对确定税收是必不可少的[29]。然而,每个省份的待遇都有所不同。罗马和意大利的公民缴纳间接税,而直接税则由罗马统治者管理的被征服的土地从各省征收。间接税包括对奴隶价格征收4%的税,对拍卖的商品征收1%的税,对近亲以外的人继承价值超过10万塞斯特斯的遗产征收5%的税。奥古斯都还建立了一个薪资公务员收税系统,取代了旧的系统,即国家允许私人承包商代表共和国收税。在共和党执政时期,私人承包商增税已成为常态,其中一些承包商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影响罗马政客的选票数量。他们在收不收税方面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包税人”由于他们的掠夺,以及他们的巨大,但非法的私人财富变得臭名昭著。

事实上,税收系统是有缺陷的。罗马的税收收入是包税人为购买许可证对某一地区征税而提出的中标金额。而包税人的利润则是由他们能从民众那里榨取的任何额外收入构成。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再加上包税人想最大化其利润,所以便产生了一种任意征收的制度,这种制度对纳税人异常残忍,被普遍认为是不公平的,而且对投资和经济非常有害。

帝国不能进行有效,公平的管理,限制了它的规模和今后的任何扩张。尽管是建立在无尽的征服可以给罗马带来新的财富和荣耀的想法上,但随着奥古斯都的到来,罗马帝国实际上达到了其扩张的外部极限,基本上,所有未来的战争都是为了保卫这些边界,并抵御被富有的罗马土地和城市的前景所吸引的外来入侵者的攻击。两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自布匿战争开始以来,罗马的领土面积扩大了许多倍,从统治意大利的一部分领土变成了统治整个地中海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的帝国统治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在奥古斯都之后便没有大规模的扩张,尽管有新的州并入到帝国中,但它们只是相对微小的增量。

几个世纪以来,唯一阻挡罗马帝国权力扩张的是波斯人,他们阻止了罗马向东扩张,并通过充当地中海和当时另外两大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贸易和文化桥梁而获得了财富。

“对立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我们没有必要选择其中之一。奥古斯都的职业生涯表明,他确实是无情的,残酷的,野心勃勃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个人特征,因为上层社会的罗马人接受的教育是相互竞争和超越。然而,他把对个人利益的过度重视与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爱国主义基于对罗马古老美德的怀念。在他作为元首的身份下,自私和无私并存于他的思想之中。在争取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他很少关注合法性或政治生活的正常礼仪。他狡猾、不可靠、嗜血。但一旦他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就能高效公正地治理国家,允许普遍言论自由,并提倡法治。他非常勤奋,像任何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一样,努力以尊重和敏感的态度对待他的参议员同僚。他并没有任何夸大的妄想。”[30]

3.9帝国军队与军事组织

可能是为了证明他是伟大的罗马军事和政治天才恺撒的公平合理的继承人,到公元13年,奥古斯都吹嘘了21次,在一次成功的战斗后,他的军队宣称他为“最高统领”。在他公开发行的回忆录《行述》中,几乎第四章全都是关于他的军事胜利和荣誉的。然而,奥古斯都并没有进行新的征服,而是巩固了对已经在罗马控制之下的地区的控制。自恺撒以来,埃及一直处于松散的独立状态,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魅力。伊比利亚半岛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31]。公元前25年,在加拉太的阿明塔斯被一位来自霍莫纳达被杀的王子的复仇寡妇杀死后不久,加拉太(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东部)变成了罗马的一个州。

尽管帕提亚在东部一直是罗马的威胁,但真正的前线是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地区。游牧部落与这片土地没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当罗马进攻时,他们会撤退,但当罗马军团回到罗马时,他们会返回。因此,战争的胜利并不总是永久的成功,因为新占领的领土不断处于被罗马在日耳曼尼亚的敌人重新占领的边缘。此外,敌对的地区本身是难以征服的,并为定居和征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日耳曼部落存在了四个多世纪——直到公元五世纪他们洗劫罗马并推翻了西罗马帝国——这是帝国最主要的安全问题。在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领导日尔曼切鲁西部落和一个罗马盟友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打败了瓦鲁斯的三个军团。几乎没有幸存者这一结局对于罗马人来说,是一个持久的教训,告诉他们相信日耳曼人是一个盟友,并试图进一步扩大到森林茂密的日耳曼国家的想法是错误的。,奥古斯都为了反击,派提比略和德鲁斯前往莱茵兰平息战争。罗马将军日耳曼尼库斯利用了阿米尼乌斯和塞吉斯塞格斯特斯之间的日尔曼切鲁西部落的内战;他的军队打败了阿米尼乌斯,后者逃离了那场战争,但在公元21年因叛变而被杀。这段插曲是为了与日耳曼部落划清界限,防止他们进一步试图击退罗马部落,而不是为了征服他们。

维系帝国的主要力量是军团,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西方军队组织的基本原则。在帝国时代,罗马军团从只招募罗马公民,发展为混合应征士兵和志愿军团士兵组成的部队,这些志愿兵从平均服役10年,发展到由长期专业人员组成的全志愿部队,标准任期为25年。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下令征兵。在一世纪后期,第一批军团的规模翻了一番,军团的力量增加到5500人左右。为了补充罗马军团,奥古斯都建立了辅助军,这是一支人数与罗马军团相当的正规部队,但是从异邦人或罗马帝国中自由的非公民居民中招募的,他们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参与罗马的政治生活。在辅助军的帮助下,一个军团的兵力实际上已经拥有超过1万名的作战士兵。异邦人在公元一世纪约占帝国人口的90%。除了大量的重装步兵以类似军团的方式装备外,辅助军还包括了几乎所有的陆军骑兵、轻装步兵、弓箭手和其他专家。辅助军以500人左右为单位组织起来。这些小单位如果由步兵组成,就称为步兵营,如果由骑兵组成,就称为翼军,如果由他们由步兵并附随一支骑兵小队组成,就称为骑兵营。虽然许多辅助人员的服役时间较长,但也被要求至少服役25年。在完成他们的最低任期后,辅助军会被授予罗马公民身份,这具有重要的法律、财政和社会优势。公元80年左右,少数辅助兵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此外,除了正规军之外,军队还雇佣帝国以外的盟军本土部队(称为“民数记”)。他们由自己的贵族领导,装备着传统的服装。数字会随着环境而波动,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作为意大利“主宰国”统治地位的公民组织和象征性保护者,军团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享有比辅助军更大的社会声望。这反映在他们比较好的工资和福利上。此外,军团装备的护甲也比辅助军的更昂贵,尤其是层压片状护甲。然而,在212年,卡拉卡拉大帝授予几乎所有帝国的自由出生的居民罗马公民的身份,以奖励和促进他们对帝国的忠诚。在于是,军团和辅助军之间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后者也成为全部是公民组成的单位。这种变化反映在三世纪军团特种装备的消失,以及军团逐渐分裂成类似辅助军的部队。到奥古斯都统治结束时,帝国军队大约有25万人,平均分为25个军团和250个辅助部队。到211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5万人的高峰,其中包括33个军团和大约400个辅助单位。到那时,辅助军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军团人数。在此之后,大概在270年,由于鼠疫和多次大规模野蛮人入侵造成的损失,导致军队数量急剧下降。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284-305),军队人数恢复到了二世纪初的40万左右。公元68年,帝国的边界(在欧洲的莱茵多瑙河沿岸)确定下来后,几乎所有的军事单位(除了禁卫军)都驻扎在边界上或边界附近。在哈德良统治期间(117-138),几乎所有的军事单位都驻扎在帝国42个省中的17个省的边界上或边界附近。也就是说,当时帝国的安全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而非内部。罗马禁卫军的职责是确保皇帝在首都的安全和权力。

军事指挥系统相对单调。在每个州,部署军团的军团指挥官,同样也控制着附属于他们军团的辅助部队。他们向同样领导民政事务的州长报告。州长直接向罗马皇帝汇报。罗马没有总参谋部,但禁卫军的指挥官经常充当皇帝事实上的军事参谋长。

军人与出身于维持生计的农民家庭相比,享有相当可观的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在新帝登基等特殊场合,他们会定期获得现金奖励。此外,在他们的任期结束后,他们还获得了相当于13年工资的丰厚的遣散费。在公元一世纪初,辅助军的工资要低得多,但到了公元100年,这种差别几乎消失了。同样,在早期,辅助军似乎没有现金奖励和遣散费,但可能从哈德良统治时期起就有了。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士官的初级军官,有望获得两倍于基本工资的补助。相当于高级军官的军团百夫长,被精心组织成一个等级。通常从队伍内部提拔,他们指挥着军团百人连的亚单位的战术(约80人)和队列(约480人)。他们的工资是基本工资的好几倍。最资深的百夫长在完成他的一年任期后自动提升到骑手等级。陆军高级军官、退伍军人协会(军团指挥官)、军事法庭(军团参谋军官)和官长 (辅助军团指挥官)都至少有骑军衔。在1世纪和2世纪初,他们主要是意大利贵族,在他们传统的职业生涯中扮演着军事角色。后来,各州的职业军官占了主导地位。高级军官的工资很高,至少是士兵工资的50倍。士兵们只把生命中的极小部分时间花在战役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例行的军事任务上,如训练、巡逻和维修设备。军人在军事领域之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履行了州长警察部队的职能。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庞大部队,在一个州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建造堡垒和哈德良长城等防御工事外,他们还修建道路、桥梁、港口、公共建筑和全新的城市(科洛尼亚——罗马人在野蛮人中间的定居点),清理森林和排水沼泽,以扩大一个州可用的耕地。士兵大多来自多神社会,在多神的罗马体系中享有广泛的信仰自由。只有少数邪教因与罗马官方宗教不相容或具有政治颠覆性而被罗马当局禁止,尤其是德鲁伊教和基督教。在后来的帝国中,东方神秘教派在军队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些教派通常以一位神为中心,并有着仅向信徒透露的秘密仪式。到目前为止,军队中最流行的邪教是密特拉教,一种主要起源于小亚细亚的融合主义邪教。

[1] Scarre, Chri. “The Wars with Carthage.” The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Ancient Rom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24–25.

[2] I owe these thoughts to conversations with Lu Xiang at CASS, and Nicola Di Cosmo at the Princeton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3] This account is largely based on Starr, Chester G.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Warmington, Brian Herbert. Carthage. Barnes & Noble, 1993. For this specific instance see Polybius. The Histories, 1:11.3.

[4] Warmington, op.cit. 1993. 171–172.

[5] Zoch, Paul A. Ancient Rome: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0. 94–96.

[6] Roberts, Peter. Ancient History, Book 2. Pascal Press, 2006. 64–65.

[7] Mokhtar, Gamal.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Afric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457.

[8] http://www.baike.com/wiki/%E8%82%A5%E4%B9%8B%E6%88%98

[9] Livy. XXI, 32-38.

[10] Delbrück, Hans. Warfare in Antiquity, 1920.

[11] For the following account see Eckstein, Arthur. Rome Enters the Greek East.

[12] Goldsworthy. In the Name of Rome. 36.

[13] Madden, Thomas. Empires of Trust. 62.

[14]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 Ed. Harriet I. Fl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is book includes the essay by Jurgen Von Ungern-Sternberg (translated by Harriet I. Flower), “The Crisis of the Roman Republic” (pp. 89–109).

[15] Plutarch. Life of Marius. 6.

[16] For this part part see Dupont, Florence. 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Trans. Christopher Woodall.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2. Eisenstadt, Shmuel Noah and Luis Roniger. Patrons, clients, and frien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ust in society. “Them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e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 See Dupont. p. 62 and then also pp. 53 and 56-69.

[18] Gamauf, Richard. “Slaves doing business: the role of Roman law in the economy of a Roman household”.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16.3 (2009): 331–46.

[19] Cicero. Ad familiares. 16.21. Jerome. Chronological Tables 194.1. Smith, William.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Vol. 3. 1182

[20] This was turned into a Broadway musical and then an American movie in the 1960s starring by Zero Mostel and directed by Richard Lester.

[21] Siculus, Diodorus. The Civil Wars. 73-71 BC. 111-121.

[22] These defeats are depicted in divergent ways by the two most comprehensive (extant) histories of the war by Appian and Plutarch. See Appian. Civil Wars. 1:117 and Plutarch. Crassus. 9:7. “Spartacus and the Slave Rebellion”. Historynet.com. Retrieved 24 February 2013. Shaw, Brent D. Spartacus and the Slave Wars: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23]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Caesar: Appian. Book 13 (English translation). Dio, Cassius. Books 37–44 (English translation). Plutarch. Antony (English translation, Dryden edition). Plutarch. The Life of Julius Caesar (English translation). Plutarch. The Life of Mark Antony (English translation). Suetonius: The Life of Julius Caesar. (Latin and English, cross-linked. Trans. J.C. Rolfe). Suetonius. The Life of Julius Caesar (Trans. J.C. Rolfe). Canfora, Luciano. Julius Caesar: The People’s Dictator. Edinburgh University, 2006. Freeman, Philip. Julius Caesar.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24]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XXXVII.

[25] Cicero. Pro Murena XLIX.

[26] Dubs, Homer H. “An Ancient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Romans and Chines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62.3 (1941): 322–330.

[27] Plutarch.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Chapter 48.

[28] Eck, Werner. The Age of Augustus. Trans. Deborah Lucas Schneider; new material by Sarolta A. Taká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For this part we based vastly on Dio, Cassius. The Roman History: The Reign of Augustus. Trans. Ian Scott-Kilvert.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And Davies, Mark, Hilary Swain, and Mark Everson Davies. Aspects of Roman History, 82 BC-AD 14: A Source-based Approach.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10.

[29] See also Bunson, Matthew. Encyclopedia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4.

[30] Everitt, Anthony. Augustus: The Life of Rome’s First Emperor. Random House Books, 2006. 144–145

[31] This section is amply based on E. Luttwak’s works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Grand Strategy of Byzant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