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地中海地区的衰落


11.1新世界的崛起

  在16、17世纪之交,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帝国的实力由于多线长期作战逐渐消耗。主要的战争是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勒班陀战役并未能让土耳其人大伤元气。此外,帝国在其它战线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富裕的低地国家积极寻求独立。它们通过与英国人结盟,开启了自己的贸易路线。而英国人也挫败了强大的西班牙舰队入侵的企图。英国-荷兰联合贸易和海盗行为扰乱了西班牙的商贸。英国和法国还占领了寒冷的、贫瘠的美洲北部地区。

   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之所以没有分崩离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庞大的帝国有着有效的组织形式;另一个是对美洲的无尽的掠夺。为了增加农业产量,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奴役美洲本土人。但在艰苦的条件下,美洲人的劳动能力较弱。于是在16世纪,殖民者开始将非洲人运往美洲做奴隶,非洲人的劳动能力要优于美洲人。因此,非洲也以这种形式被卷进了欧洲列强主导的全球化过程。

   在奴隶贸易方面,多数欧洲王国都积极配合欧洲人。黑奴贸易已经成为贪得无厌的欧洲人主要的收入来源。毋庸赘言,新的贸易没有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的份。他们也因此逐渐遭到削弱。[1]

   当时,奴隶制在欧洲是非常普遍的。在地中海地区,基督教国家会奴役穆斯林人,用他们做划桨手。同样,穆斯林人也会奴役基督教人。这些被奴役的划桨手是海上强国的力量之源。

   被奴役的非洲人与划桨奴隶不同。划桨奴隶或者是在多年的痛苦劳作后死亡,或者在船被自己人占领之后获得自由。而对于非洲奴隶,奴隶主不希望他们很快死亡,他们也没有获得自由的希望。最初,非洲奴隶贸易的目的地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这种奴隶贸易1502年开始,规模相当大,并一直持续到15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腓力二世的统治下短暂统一为止。葡萄牙人是直接进行奴隶贸易的,而西班牙人则间接进行,通过给其它国家的奴隶商发放在其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许可参与奴隶贸易。在此期间,虽然也有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进行奴隶贸易,但葡萄牙人占据垄断地位。

   西班牙和葡萄牙统一之后,葡萄牙人也必须遵守西班牙法律,因此也被禁止直接进行奴隶贸易。因为,天主教会试图遏制或者禁止奴隶制。新的奴隶贸易路线,成为西班牙的宿敌们竞争的目标,荷兰、英格兰和法国因此极大增加了在奴隶贸易中的份额。

   第二大西洋体系也因此而产生。从事奴隶贸易的主要是英国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主要的目的地是加勒比海和巴西的殖民地。在1450至1600年间被交易的非洲奴隶只占总数的3%,有16%是在17世纪被交易的。

   1565年西班牙航海家发现了横穿大西洋从菲律宾回到新西班牙的路线,因此开启了历史上第一条横跨太平洋的贸易路线,即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路线,这条路线持续了250多年,一直到1815年。这条太平洋贸易路线通过墨西哥与大西洋上的一条贸易路线相连。西班牙西印度群岛舰队因此将美洲与西班牙连接起来。这条联合贸易路线直至19世纪一直是全球最长的路线,也是全球化的第一个范例。

   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之后,欧洲大陆几乎遭到毁灭。西班牙和德国遭到严重削弱。荷兰(之前归属哈布斯堡帝国)和英格兰试图寻找替代路线。最初在1594年,荷兰人试图通过北部经水路到达亚洲,但是并未成功。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寻找东北通道,从西伯利亚北部到东亚,但他失败了。一百年后,17世纪末,俄罗斯人重建了欧洲和中国之间陆上贸易路线,命名为大西伯利亚路线。

   中国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契丹国(即中国)神秘而富有。但当葡萄牙人和之后的其它欧洲人从南方沿海地区登陆中国之后,他们怀疑自己到达的和马可·波罗描述的不是一个国家。马可·波罗是从陆上路线到达中国的。大约在1600年,耶稣会士在利玛窦的带领下到达中国。他们当时十分确信自己到达的就是马可·波罗描述的国家,但其他人就没这么确定了。为了调查清楚实际情况,葡萄牙人鄂本笃经阿富汗通过旧丝绸之路到达明朝边境甘肃肃州。

   随着耶稣会士于17世纪到达中国,东西方贸易也开启了新阶段。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与货物一起首次流入欧洲。欧洲人轻视美洲和非洲的文明,但却敬仰印度和中国的文明。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荷兰和英国开始在印度站稳脚跟。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沿岸地区建立了很多贸易点。他们曾经一度控制了马拉巴尔海岸,还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锡兰。[2]

   16世纪末,英格兰和荷兰开始挑战葡萄牙在亚洲贸易上的垄断地位。分别成立了私人股份公司进行贸易,即1600年成立的英国(后称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和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主要进行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他们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香料产区,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群岛,尤其是香料群岛,并将印度作为重要的市场。

   伦敦与阿姆斯特丹分别在欧洲北海两岸,距离很近。两国之间敌对状态的升级,必然导致两国东印度公司的冲突。在1622年英国撤出之后,荷兰在摩鹿加群岛占了上风。此外,荷兰先进的金融体系以及17世纪的三次英荷战争使得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在欧亚贸易上也是一家独大。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荷兰的奥兰治亲王成为英国国王,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也结束了,迎来了和平。随着清教徒克伦威尔对英格兰统治的结束,欧洲第一次资本主义革命也结束了。

   两国之间达成协议,印度尼西亚群岛利益丰厚的香料贸易留给荷兰,而印度的纺织工业则归英国。纺织工业不久就成为比香料生意更赚钱的行当,因此,到1720年为止,在销售量方面,英国公司已经超过荷兰公司。

   在新贸易中依然找不到意大利的身影。正如我们所见,曾经强大的西班牙正渐渐被荷兰和英国取代。但是在17世纪初,意大利城邦在文化和政治上依然具有绝对优势。1616年去世的莎士比亚,曾以威尼斯为背景创作了多部戏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等,向这个海上强国致敬。

   此外,1610年,意大利人利玛窦于北京病逝。他在中国开启了一段重要的文化交流之旅。虽然他最终没能让中国皇帝成为天主教信徒,但是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作品对当时的欧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当时欧洲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使天主教会成为传播新思想的先驱者。这一文化行为也巩固了天主教会在文化上的重要地位。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不断壮大,传播新教信仰,已经对天主教的文化地位构成挑战。

11.2 反宗教改革运动

   16世纪中叶,基督教新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对天主教会进行了政治和理论上的攻击,使得天主教会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罗马也因此失去了在欧洲的中心地位。当时的欧洲,新的贸易和新的匠人阶层迅速成长,挤压了旧贵族的空间。路德派、加尔文派以及所有激进的清教徒派所倡导的革命均符合当时的社会精神。与圣方济各时期不同,教皇已经跟不上社会创新的脚步了。在政治上,教皇对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影响也大大减弱。欧洲各自为政的诸侯们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权力平衡。这种情势使得教皇愈发依赖哈布斯堡王朝的赞助。而这种赞助关系与之前罗马、拜占庭、德意志等帝国时期的赞助关系非常不同,特别是在查理将帝国一分为二之后,不同之处更为明显。

   但是天主教廷的生命力和恢复力却不容小觑。随着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的召开,在与新教的对抗中,天主教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因此也在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角力中反败为胜,双方的关系中,王朝要更加依赖教皇。在特利腾,一个由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担负起体制改革的责任,他们负责解决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比如主教和牧师的贪腐、赎罪券以及其它滥用资金等问题。根据根本的宗教原则,委员会坚持保留中世纪教会的基本架构,也即保留了被新教废除了的红衣主教和主教。委员会还保留了圣典礼仪体系,而新教徒是拒绝告解的。同样被保留下来的还有宗教秩序和教会教义,因此修士、修女群体也得以保留,而新教只设有牧师。委员会拒绝向新教做任何妥协,重申了天主教信仰的基本戒律。

   委员会坚持认为,要想获得救赎,除却要有虔诚的信仰外,还需为信仰采取实质行动,因为没有内容的信仰是死的。而新教则认为只要有虔诚的信仰,人就可以获得救赎。

   其它引起宗教改革者愤怒的行为还包括朝圣、敬奉圣人和圣人遗物、使用圣像和圣人雕塑、敬奉圣母玛利亚等,这些行为都被委员会作为值得赞美的行为再次强调。

   但是委员会却采纳了新教的一项做法,即编纂教理问答书,把基本教义编辑成册,来帮助人们理解,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信仰传播。今天,教理问答仍然是教会权威的教学方式。牧师应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天主教普通信众也应如此。关于怎样做一个好的牧师和信众的笔记和手册变得更为常见。宗教机构的组织更为紧凑,教规也进行了改进,教区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出于政治目的任命主教的行为大大减少。委员会还赋予主教更大的权力,来监督宗教生活的所有方面。[3]

  形成新的宗教组织是改革的核心内容。天主教修会如嘉布遣修会、乌尔苏拉会、基耶蒂会、赤足加尔默罗修会、巴尔纳伯会等,特别是耶稣会,致力于农村教区的工作,为天主教的革新树立了榜样。

   耶稣会是众修会中成效最大的。他们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没有沾染任何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的世俗气息。耶稣会士成为传教士、君主和诸侯的司祭、人道主义教育家等。他们的工作极大地阻止了新教在波兰、波西米亚、匈牙利、德国南部、法国和荷兰西语区等地区的传播。

   自特利腾大公会议以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强调教皇的地位。会议之前,有一个趋势是,人们相信宗教总委员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不是教皇。这一想法在旧委员会中根深蒂固,因此旧委员会的指导者是拜占庭皇帝,实行等级制。而耶稣会将教皇视为宗教上的绝对统治者,投身反宗教改革运动,致力于形成以梵蒂冈为核心的宗教体系。

   更重要的一点是,耶稣会阻止了改革浪潮,从而巩固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很多地区的统治。因此,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已经与教会休戚相关,没有天主教信众,他们就有可能覆灭。而且,耶稣会对天主教国王统治的助力要大于国王对天主教复兴的助力。因此,相较国王,教会获得的权力和影响力也要更大。所以,教会能在西班牙推行反奴隶制的法规,耶稣会也对拉丁美洲当地人口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圣母玛利亚在天主教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增添了宗教的母性信仰。考虑到新教是完全以基督为信仰中心的,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普遍将勒班陀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圣母玛利亚,这也预示着对圣母信仰强劲复苏的开端。在天主教改革期间及之后,对圣母的信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仅在17世纪,就有超过500页的圣母玛利亚研究文献问世。曾经遭到新教徒诟病的忏悔仪式已经从社会行为转为私人行为。之前忏悔是在公共社区进行的,现在是在忏悔室。忏悔的对象也从教会变为直接向上帝忏悔,忏悔的罪行也从社会性的变为私人性的。因此,通过忏悔可以解决一些新教徒因过分强调个人体验而带来的问题。

   委员会另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历法改革。对复活节等基督教节日的庆祝变得日益重要,而节日是基于月球的运行和地球绕太阳运行计算确定的。因此有必要使不同的教区节日庆祝活动在时间上趋于一致。但当时所使用的历法存在一个问题,在16世纪应用的儒略历与季节变化和天体运行有十天的误差。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的教区,复活节是在不同的日期。想要集中重组的天主教会不得不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范围。

   尼古拉·哥白尼就是解决历法问题的天文学家之一。1543年,哥白尼描述了第五次拉特朗公会(1512-1517)上提议的历法改革。准确计算一年的长度是历法改革的基础。他的作品暗示应该抛弃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托勒密天动说,采纳日心说。而这一作品的初衷是历法改革。直到1582年准确的新历法才问世,即格里高利历。在出版的时候,哥白尼的建议并未受到多少批评,人们最初只是认为,他是出于使数学计算更加方便的目的,简化了天体运行参照物,从而得到准确的历法。[4]之后的物理上的证据证明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与当时的宗教思想相悖,才被定为异端邪说。而伽利略·伽利雷支持日心说的作品也被定为“异端邪说”,他因此遭到监禁,他的对手们谴责日心说理论,并在1633年禁止教授有关日心说的知识。

11.3基督教新大陆:亚洲和拉丁美洲

  委员会还引发了新一轮的传教活动。既然新教正在传播福音,天主教也应如此。这也符合葡萄牙、西班牙贸易者的利益。如果能赢得贸易伙伴的心,使他们在思想上产生认同,当然是更有利于展开贸易、获取利益了。

   后一个任务,传教士当仁不让。当然,贸易者、殖民者和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的。虽然有时传教士和当权者的目的完全相反,但他们之间还有利益交汇点。南美洲的耶稣会士就支持当地人进行自制,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

   耶稣会是支持美洲当地人,反对奴隶制的唯一力量。在整个南美洲,特别是现今巴西和巴拉圭的位置,他们建立了信仰基督教的美洲本土人城邦,命名为集中传教社区。这些社区完全是按照理想的神权共产模式建立的,社区内部也更加尊崇当地文化。

   16世纪,很多不同修会的牧师纷纷来到美洲,将基督教福音带进当地社会。殖民政府和传教士都认为应该将习惯游牧的原住民集中起来,成立集中传教社区,以便更有效地管理、收税以及传播基督教教义。集中传教社区通常被认为是向印第安人灌输欧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工具,但是耶稣会成立的传教社区有所不同。社区内允许原住民保留被殖民之前的文化。[5]根据殖民地法律,印第安人被归类为少数民族,实际上,印第安儿童受到欧洲传教士的保护,并受到指引信仰基督教,得到救赎。

   成立传教社区的行为始于17世纪初,当时耶稣会同意在巴拉那河沿岸战略要地设立小村庄,那里是印第安人聚居地,远离西班牙城镇。耶稣会士享十年免税期,这一期限后被延长。这一传教策略持续了150年,直到1767年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方才结束。

   在许多方面,来中国的耶稣会士所怀有的精神与在美洲的传教士是一样的。事实证明,在中国的传教是耶稣会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拉丁美洲的耶稣会士护卫了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身份,而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也非常尊重、珍视中华文明。他们虽然也教授基督教义和西方文化,但是更多是在欧洲传播中国哲学和文化。在17、18世纪,他们在改变欧洲文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耶稣会士将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著作翻译成英文,引起了中国学者对科学的兴趣。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天文观测,将现代地图测绘学引入中国。他们还很欣赏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以及文化,并在欧洲进行传播。通过他们,欧洲科学家首次了解了中国的科学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在17世纪初,来自意大利马切拉塔的利玛窦受明朝万历皇帝委托,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这是中国第一份根据现代欧洲标准绘制的地图。当时,中国称自己为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在世界地图上,中国不可能是全天下,而且中国在地图上的相对面积要比人们想象的小得多。为解决这个难题,利玛窦偷换了“中国”的概念。[6]在公元前7世纪,“中国”是指中原国家,是与秦、楚等不断壮大的外围国家相对应的概念。利玛窦抛弃了这个词原来的概念,用它来代替整个中国,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心,美洲在右边,而在当代欧洲地图中,中心是罗马。

   地图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是在中心,可是比想象的要小得多,而且处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品出世界地图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并没有积极融入17世纪的世界。也许是由于明朝不久之后就灭亡了。而清朝在接下来的百年里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又一百年后,欧洲人迫不及待地来敲门了。

   同时,耶稣会士也积极地在欧洲传播中国知识和哲学。那不勒斯成立了第一家汉学学院。孔子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基本上欧洲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中国典籍的影响。欧洲现代官僚体制就是受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启发诞生的,虽然首先采用这一制度的是新教国家英格兰,但将中国政治制度传播到欧洲的是耶稣会士。信仰新教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是受到《易经》的启发才发明了二进制,如今二进制被广泛应用到计算科学中。儒家道德思想融入到天主教中,影响了启蒙运动的全过程。康德提出的道德绝对主义原则就是受到了无神论的儒家道德的影响。[7]他认为人不应受上帝奖惩的影响,必须按道德行事。正如我们所述,耶稣会负责进行教育,维科开创了历史哲学学说,黑格尔和马克思发扬了这一学说。

   换句话说,耶稣会也承担了东方向西方传教的责任。在这方面,他们促成了西方17、18世纪的中国化进程。因此,当19世纪西方列强纷纷来到中国时,他们吸收并消化了重要的中国思想。他们国家的官僚体制是效法中国建立的,他们秉持的道德原则中融入了儒家的内容。他们新的历史观也来自中国,莱布尼茨受《易经》的影响推动欧洲数学飞速发展。

11.4伽利略和现代科学

   当中国人迷惑于利玛窦展示的新世界之时,欧洲人也因伽利略构建的新理论、新宇宙观备受打击。利玛窦的观点只是与中国的一些文化概念和政治惯例相抵触,而伽利略的观点则震动了欧洲宗教的基本教义,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受到冲击。伽利略即将构建的新宇宙观会对科学产生巨大影响,从而改变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科学革命已经在路上了。教会虽然是阻碍新思想传播的主力军,但也只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作用。事实上,伽利略并没有像他的对手叫嚣的那样,被绑在柱子上烧死。

   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年轻时曾认真考虑做一名神职人员,但在他父亲的强烈要求下,他进入比萨大学学习医学。1581年,在学习医学的时候,他注意到,有一个吊灯因气流关系沿不同长度的弧线摆动。他通过数自己的心跳次数计时发现,不论摆动的弧度多大,吊灯摆动的周期是相同的。回到家后,伽利略制作了两个摆线等长的摆锤,让一个小幅摆动,一个大幅摆动,结果发现二者的摆动周期是相等的。直到一百年后,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才根据摆动等时原理制作出精确的计时器。

   这次经历后,伽利略醉心于数学和科学研究,但他还学习绘图,当时这是包括美术在内的一个学科。1588年,伽利略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获得教职,教授透视学和明暗对照技法。

   在世纪之交,莎士比亚和利玛窦的时代,伽利略开始研究潮汐理论,从而证明地动说。1615年,红衣主教贝拉尔米内撰文称,如果没有确定的物理证据证明,并非是太阳绕地球转,而是地球绕太阳转的,那么哥白尼提出的体系是站不住脚的。[8]哥白尼的体系只是用在历法计算上,并没有撼动地心说。他的体系被认为是与启示录中的记载相悖。最终,教会接受了伽利略的发现,开始大范围的重新解读圣经。不在从字面意思解读,而是从文学层面解读,从而产生了新的宗教观和科学观,二者是分离的,但却并不相互排斥。

   但是,为了达到目的,伽利略不得不和方济各一样,一面与教会观点斗争,一面又保持对教会的忠诚。因此,他向组织证明,他只是为了真理而奋斗,并非为了个人荣耀。他的观点因此获得更大的动力。

   伽利略的所有观点都是经过辛勤的研究得出的。他认为,由于地球围绕轴心自转,并围绕太阳公转,导致地表运动的加速和减速,引发海水潮汐式涌动。1616年,他将第一份有关潮汐的文献整理出来,交给红衣主教奥斯尼。他的理论第一次涉及了海底大陆架的形状尺度,以及潮汐的时刻等。例如,他正确地推算出亚德里亚海中途的波浪相对于到达海岸的最后一波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潮汐形成的总体角度来看,伽利略的理论并不成立。如果理论成立了,那么每天只能出现一次涨潮。伽利略以及同时期的人都注意到该理论的不足之处,因为在威尼斯每天会涨潮两次,时间间隔为12小时。

伽利略认为这种反常现象不过是因为海洋形状、深度及其它的问题导致的,不值得一提。伽利略否定了当时开普勒的观点,即月球导致潮汐运动。他也拒绝接受开普勒关于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的观点,认为圆形轨道才是“完美”的。

但是,他的这些观点都与当时的宇宙观相悖。尽管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在1582年被应用到了历法改革中。但是,当时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认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理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它天体都围绕地球转。《圣经·旧约》93:1、96:10以及《圣经·历代记上》16:30都记载称“世界坚定,不得动摇”。《圣经·诗篇》104:5也称“主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圣经·传道书》1:5也有文字记载“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伽利略引用奥古斯丁修会的观点,认为《圣经》中记载的诗篇、圣歌、指示、历史等不应总是从字面意思解读。他辩论称,《圣经》的视角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视角,因此认为太阳是升起来又落下的,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旋转的地球运动理论。但是,1615年,伽利略解读《圣经》的行为,被认为是违反了特利腾大公会议的规定,因为新教徒也是不需教会帮助,一直坚持个人解读《圣经》的。伽利略前往罗马,为自己和哥白尼的观点辩护。1616年,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日心说是“哲学上愚蠢又荒唐的,是异端邪说,因为日心说很多地方明显与《圣经》记载相悖。”审判还认为地动说“在哲学上和日心说一样,在神学上是错误的”。

从那时起,争论变得异常复杂,全欧洲包括天主教、新教都卷入其中。应教皇要求,伽利略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尽管他的观点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却被科学界采纳了,促进了科学进一步发展。伽利略关于天体运动的理论和实验工作,以及开普勒和笛卡尔的研究为牛顿的经典力学奠定了基础。

11.5 巴洛克和现代音乐

   特利腾大公会议还在其它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就包括音乐领域。音乐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目的是启发信众感知神性。意大利现代音乐即发端于此。

   实际上,意大利大大推进了现代音乐的发展,线谱就是意大利人阿雷佐的圭多(990-1050)发明的。他发明的四线谱用红色和黄色的线代表不同的音高,至今仍用在格里高利圣咏中。13世纪,意大利就出现了五线谱。到1600年,意大利已经有四线谱、五线谱、六线谱了。

   罗马教会有优良的音乐传统,因此他们在音乐领域的影响力也很大。在1562年特利腾会议讨论音乐问题之前,教会就曾发声反对民众滥用音乐。教会在1503年解决了对教义的篡改问题和非宗教仪式歌曲的应用问题,在1492年解决了与世俗歌曲及赞美诗歌词内容相关的问题。礼拜仪式音乐改革可追溯到1322年,而特利腾大公会议只是推动改革的一个环节。

   音乐改革的动力是15、16世纪流行的作曲技术。这种技术会应用到不同的音乐素材,有时甚至会用到非宗教音乐素材。不同的声部用不同的语言演唱不同的歌词,使得人们很难理解祷告文,更别说跟从了。宗教音乐在曲调和风格上日益受到世俗音乐的影响。[9]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就是教会删除了复调,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委员会明确规定了要删除复调。虽然音乐仍然很重要,但弥撒一定要更加清晰。

   罗马音乐家焦瓦尼·皮耶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那(1525/1526-1594)根据当时的故事,创作了《马塞勒斯教宗弥撒》,其中词句清晰可辨。因此,他被称为教会复调音乐的救世主。也许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但是帕莱斯特里那确实推动了教堂音乐的发展,开启了新的作曲趋势。

   实际上,反对复调音乐的应用不仅限于教会。15世纪, 一些音乐家和知识分子组成一个名为“佛罗伦萨文艺社团”的组织,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艺术的发展趋势。他们拒绝使用复调,倾向于古希腊的挽歌。挽歌是在基萨拉琴伴奏下的独唱。践行此种思想的作品包括雅各布·佩里的《达芙妮》和《尤丽迪茜》,这也被认为是最早的歌剧,促进了巴洛克音乐的发展。[10]从其中脱胎而出现代的和声,成为复调的线性基础。和声更注重调性而非调式。这也标志着音乐从文艺复兴时期向巴洛克时期的转折。由此导致的一种观点是,和弦比音符更适合做结尾音,这也成为调性的基本特性之一。

   在上述发展的基础上,克劳迪奥·蒙特威尔地进一步推动了音乐由文艺复兴时期向巴洛克时期过渡。他发展了两种独立的作曲风格: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第一实践)和巴洛克时期的数字低音(第二实践)。蒙特威尔地的作品《奥菲欧》和《波佩阿的加冕》引起巨大反响,歌剧也因此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17世纪,音乐迎来了新主顾。由于教会和政府不断增加的赞助,催生了对有组织的公共音乐的需求。而可用的乐器愈来愈多,因此也促进了对室内音乐的需求。16世纪30年代诞生了清唱剧、宗教剧和歌剧,同时还产生了旋律和和弦的概念,这些发展使得音乐地位上升,变得与歌词同样重要。而在之前,歌词被认为更加重要。

   华丽的花腔挽歌逐渐让道于更加简单优美的旋律风格。这些旋律通常是短小而富有节奏感的,基于风格化的舞曲。和弦也有日益简化的趋势,宣叙调和咏叹调被正式加以区分。大型管弦乐队开始用弦乐器、长笛和双簧管演奏。音乐家阿尔坎杰罗·科雷利因其在音乐技巧方面和器乐曲方面的突出成就而闻名。作为一名小提琴家,他创建并教授现代小提琴技巧。他的学生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根据科雷利的协奏曲原则创作了数百首作品。意大利音乐上的这些发展成为巴赫、汉德尔等北欧音乐家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成功为歌剧奠定了基础。

11.6 欧洲权力的新平衡

   1648年,欧洲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这是几百年来最为惨烈的冲突。战争起因是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仇怨,最后发展至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奥斯曼帝国也卷入其中,站在新教一边。新教通过这场冲突,得以和天主教分庭抗礼,子民应和统治者信仰同一宗教的规则也被确立下来。但是,虽然新教胜利了,但法国的新教徒不得不改信天主教,以保持和统治者一致。这也说明,虽然罗马教廷在冲突中遭受挫折,不能维系其在宗教上的垄断地位,但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有趣的一点是,在意大利衰落的同时,红衣主教却在法国政府崛起成为首脑。第一位是阿尔芒·让·迪普莱西(1585-1642),他是天主教枢机和黎塞留和弗龙萨克公爵,自1624年直至逝世一直担任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他在1642年去世后,他的学生意大利红衣主教朱里欧·马萨里诺(1602-1661)继承了他的位置,一直任职至去世。普遍认为,是黎塞留首次提出了“国家理由”的思想。[11]

   这位红衣主教认为,国家自有其内在逻辑和动机,是独立于政府或人民的动机的。几百年以来,国王和皇帝一直被认为是国家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国家政策就像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国家理由”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核心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国家的盛衰与政府的盛衰是相互独立的。

   国家自有其逻辑和意志,不受统治者影响的思想,中国自古就有。例如,孙子就曾经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孟子、墨子、韩非子都曾表达民贵君轻的思想。黎塞留是1624年,也就是利玛窦于北京逝世14年之后就任宰相的。当时,第一代耶稣会士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翻译中国典籍,撰写关于中国的报告。黎塞留肯定是读过相关文献的,并且深受启发,从而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国家。从这一视角看,根据“国家理由”的冷淡、中立的原则,欧洲野心勃勃的天主教和新教君王之间的战争敌对状态是可以调和的。一个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能提出这一思想本身也证明,虽然新教引发宗教分裂,但天主教在欧洲仍具有特别的地位。

   但这也只不过是意大利从前的政治荣耀的余烬。战争是全欧洲的,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兵卒。战争结束后的权力平衡状态类似于1454年《洛迪和约》签订后的状态,当时正是由于这一权力平衡,意大利保持了长达40年的和平。[12]正如我们所见,只有在意大利,才有可能因为外部力量介入而改变权力的平衡。这在欧洲其它地区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更大的力量可以介入其中,改变自1648年以来的平衡状态。

   战争几乎毁灭了欧洲,哈布斯堡王朝也一蹶不振,因为他们要双线作战,一面对抗新教,一面提防土耳其人。而美洲的收入也有所减少,管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也是捉襟见肘。1683年,哈布斯堡王朝击退了土耳其人。当时,土耳其人已经到达帝国在德意志的都城维也纳。之后,土耳其帝国的势力开始衰落,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样也处于下行期。这都是由于地中海贸易的衰落导致的,正在兴起的大西洋航线使得地中海的地位日益边缘化。而战争带来的红利越来越少,消耗却越来越大。

   意大利看起来仍然是文化中心以及天主教中心。虽然天主教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如今仅限于南部地区,但它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美洲,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占领了重要的文化据点。但是尽管意大利在音乐和艺术上具有优良的传统,但北欧绘画和音乐的发展不久就使意大利的传统相形见绌。当一切看起来似乎都不利于意大利时,一项意想不到的发现又让意大利成为欧洲瞩目的焦点。人们发现了埋在维苏威火山灰烬下长达1600年的庞贝城和赫库兰尼姆城。

   实际上,1599年人们就挖掘到了古城的零星遗迹。当时工人们正在萨尔诺河畔修建饮水渠,他们挖出了装饰有绘画和雕刻的城墙石头。建筑师多梅尼科·丰塔纳曾前来查看,他又发现了一些壁画,但是又把它们埋起来了,这次发现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赫库兰尼姆和庞贝是在1738年又被重新发现的,当时工人们正在为那不勒斯国王的避暑宫殿修建地基,瑞士建筑师卡尔·韦伯指挥了第一次真正的发掘工作。

   庞贝古城的发现拉近了当时欧洲与古罗马时期的距离。曾经存在于神话和故事书中的旧时光,如今出现在人们面前。庞贝古城的发现标志着考古学的开端。对古代的研究也是一场寻根之旅。

   庞贝古城的独特性在于,由于天灾骤降,城里的一切仿佛突然冰冻在时光里一样。庞贝城的发现又一次引起了欧洲人对古代遗迹的兴趣。此外,在欧洲人满世界去扩张帝国之时,在中国文化通过耶稣会士源源不断流入欧洲之时,庞贝古城的发现又一次彰显了意大利作为欧洲文化重地的重要性,巩固了意大利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地位。[13]

   然而,这无法延缓意大利的衰落进程,无法将意大利拉回发展的通途,也无法促使意大利找到新的发展战略。但是,就在那不勒斯庞贝古城遗址附近,一个叫维科的人即将引领欧洲思想风潮。庞贝古城的发现使人们正视了维科关于要深刻思考历史哲学的呼吁。

11.7文艺复兴之后的宗教危机

   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很多方面已经跳出了十字军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失败。十字军之所以无所建树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消灭所有的伊斯兰势力,而伊斯兰的圣战也是如此,也没能歼灭所有基督教国家。此外,事实证明,宗教并不是政治冲突和战争的主因。基督教国家或穆斯林国家并非严格按照宗教来划分立场的,并非所有同一宗教的国家都联合起来反对另一宗教势力的。但也并不是说,宗教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只是它的重要性有所减轻。

 而人们对希腊原文古文献的重视进一步削弱了宗教的重要性。[14]在几百年前,欧洲的希腊文献只有拉丁文或阿拉伯文的翻译版本。希腊原文古文献展示的世界是没有上帝的,取而代之的是很多神。而且看起来,这些神并不像基督教或者穆斯林教的神那样干预人们的生活。

   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宗教和政治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因此,想要追求天主教或新教一统基督教世界的宗教狂热主义也有所冷却。这是基督教内部因宗教原因而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战争性质类似早期的十字军东征,或者穆斯林的圣战,而且同样是无疾而终。

 而在国家治理层面,之前由宗教原则主导政治的观念逐渐让位于马基雅维利主义,即出于实际效果和利益考量政治和国家事务。

   在伊斯兰世界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而且,相较基督教,伊斯兰教为纯粹的信仰而战的理念更为强烈,因此不久就分化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他们对《古兰经》也有着不同的解读。希腊哲学对宗教狂热的冷却效果在伊斯兰世界体现的更早,因此穆斯林对异教徒的容忍度要高于基督教徒。而且,在伊斯兰国家,宗教对国家事务的干预程度要较基督教国家更低,因此他们也雇佣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这一情形在基督教国家是很少见的。

  然而,在17和18世纪,通过耶稣会士的作品,基督教欧洲国家大量接触了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的影响对基督教重塑宗教情感也许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同一时期,伊斯兰世界并未受到中国文化影响。

   在后文艺复兴时期开明的社会氛围之下,向欧洲人介绍与基督教大行径庭的中国宗教情感,有助于他们重新评估宗教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1687年,耶稣会士法国人柏应理和意大利人殷铎泽在欧洲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这是西方第一本《论语》的全译本,而且备受期待。因为,之前利玛窦和罗明坚已经开始介绍孔子的思想,并节译了相关作品。《中国哲学家孔子》是拉丁文版本的,带有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读音注释。[15]

   这些翻译作品对当时的欧洲思想家影响巨大,对于那些试图将儒家道德体系融入基督教的思想家影响尤甚。这些作品介绍了在欧洲人开来具有革命性的思想,使他们了解到可以有一种道德体系不需依靠神的惩罚来维系。人们可以按自己意志行事,不需担心死后受到神的惩罚。

   这种道德伦理观来自于孔子,他提倡从家庭层面生发的差别化、等级化的伦理情感,也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道德观同样也来自于从天主教角度解读墨子思想,兼爱被理解为泛爱,这也许是一种试图融合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情感的尝试。

   中国文化思想通过耶稣会士传到欧洲新教和天主教国家,通过文化力量弥合了部分宗教分歧。从这种意义上说,耶稣会士用中国文化搭建起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桥梁。有趣的是,他们也用西方的科学影响了中国功利主义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由于当时中国重伦理,轻友谊,利玛窦将西塞罗的《交友论》翻译成中文。但是,耶稣会士也通过介绍中国的非宗教道德哲学影响了新教国家。这本是无心插柳之举,其结果是传播了宗教和道德分离的思想。这种思想为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因为实际上启蒙运动追求的就是将宗教从政治中剥离。

   在那之前,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统治者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通过官僚阶层统治国家,而非像西方一样与特权贵族阶级共同做决定。这一思想大大启发了欧洲人。就在中国政治思想传入欧洲几十年后,欧洲两大强国英格兰和法国进行了政治改革,看起来是效法了利玛窦介绍的中国体制。英国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法王路易十四都摆脱了贵族的控制,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建立了官僚体制,成为现代西方国家行政体制的基础。这些改革大大促进了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使其最终成为世界大国。此外,这些改革措施还为未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催生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改革之后,英国和法国实行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政策,不论是远隔重洋的印度、美洲,还是相邻的爱尔兰和低地国家,都是他们扩张的对象。

   欧洲天主教会的巨大影响对意大利没有造成任何冲击。半岛仍然处于土耳其人攸关性命的威胁之下。17世纪末,土耳其帝国与奥地利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半岛上仍是多个城邦各自为政,相互竞争。在资源和能量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城邦能与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匹敌。因为英国和法国没有面临生存威胁,还从全球贸易和殖民中获得丰厚利益。

 耶稣会士的努力并没有影响伊斯兰世界。而伊斯兰在1683年,也即西方第一本《论语》全译本出版之前四年,试图攻击维也纳,以失败告终。之后,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开始衰落。

11.8维科和现代历史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出生于那不勒斯,终其一生都生活在那里。孩提时跟从耶稣会士一起学习。当时的这批耶稣会士刚结束在中国的传道,在那不勒斯成立了欧洲第一所教授中国文化的学院。当时,来自中国的思想引发了哲学革命。欧洲学者自认自己的思想已经是包罗万象了,但中国思想恰是他们未曾思考过的领域。

   维科被认为是历史哲学的开创者。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应从历史进程角度来解释一切。黑格尔和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的许多思想都是受维科启发而提出来的。历史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曾经师从耶稣会士的维科成为欧洲第一个提出历史这一新概念的人看起来并非偶然。

   维科坚持进行系统的、复杂的思考,与笛卡尔以及其他还原论哲学家正相反。还原论的观点认为,知识等级金字塔的基础是几个简单的原理。维科还因提出维科原则而著名,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只能认识我们所创造的或有能力创造的。维科从哲学角度来审视历史。[16]吉本就是受到维科作品的启发,才创作了《罗马帝国衰亡史》。正是这部书使得18世纪晚期的英国有了帝国的意识。

   维科之前,西方并不重视历史。虽然在古代遗物方面,历史还是很重要的,但这并没有反映真正的历史,也没有对历史的真正思考。大多数的历史都是由参与者讲述的,如凯撒、希腊的色诺芬等对战争的叙述,以及修西得底斯对所见证历史的描述都属于此类。还有一些帝王会回顾自己的生平经历,如马可·奥里利乌斯。其它的还有对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编纂等。文献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罗马帝国销毁了自己的敌人伊特鲁利亚人和迦太基人的大部分文献记录,从而将他们从历史上抹去。

   维科之前,历史在西方并不像在中国一样是使政权合法化、解释政治行为的最重要的工具。在中国,每一个新朝代都将撰写前朝史书作为自己的任务。而中国的史书讲究春秋笔法,目的是维护当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中国的史书自古以来就含有哲学和意识形态元素,文字暗含褒贬,具有倾向性。

   正如前文所述,罗马帝国几百年来一直在与不断衰落的旧的思想体系斗争。这一思想体系,提倡美德和旧的习俗,敬畏奥林匹斯山上反复无常的诸神。最终,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选择用基督教来统一意识形态领域。基督教罗马帝国将权力与神权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在圣经及其解读中均有所体现。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通过文献研究历史。在马丁·路德宣称人们可以自行解读圣经,无需经由神职人员作为中介之时,文献学也迎来了发展的顶峰。但是,历史与圣经仍是不可分割的。在17世纪,兴起了一股纯理性、纯科学性的思潮,代表人物是伽利略、笛卡尔、洛克等,他们认为,真理可以独立于圣经存在,与圣经毫不相干。

 维科认为不应该脱离历史和时间来思考理性,而应将理性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下,他因此成为现代知识典范。他的思想影响深远,非常复杂。维科甚至意识到了社会阶级斗争的存在。他认为阶级斗争是无法解决的,宗教在缓和和改善阶级斗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马克思借鉴了维科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但剔除了其中将宗教作为人民麻醉剂的思想。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历史现在能够证明谁的分析更加现实。

   尽管维科具有敏锐的直觉,他仍然是孤军作战,他的思想在那不勒斯并没引起多大反响。但是新思想传到了意大利北部,逐渐渗入当时正在崛起的文化强国法国。

11.9现代法律之父贝卡里亚

   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叶期间,意大利城邦的独立性日益降低,沦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战场。那不勒斯王国更是成为欧洲其它强国垂涎的战利品。此外东部土耳其人的威胁,西部新贸易航线的开辟,以及1630年瘟疫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使得半岛更是雪上加霜。瘟疫在欧洲北部肆虐,在米兰和威尼斯尤其严重,据称有一百万人丧生,占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17]为悼念瘟疫中丧生的人,威尼斯曾经色彩斑斓的船只均被漆成黑色,一直保持到今天。之后,意大利又遭到破坏力更大的瘟疫袭击,1656年的黑死病使得那不勒斯王国43%的人口丧生。

   意大利城市人口骤降,导致经济活力不足,使得其作为重要商业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据估计,1500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法国的106%,到1700年只有法国的75%。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糟糕的经济、卫生、饮食、住房、生活条件,导致瘟疫大范围爆发,严重损害了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

   由于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不利的局势,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前景堪忧。1300年意大利也遭遇类似瘟疫,瘟疫结束后,半岛迎来了文艺复兴。但是,当时没有大西洋贸易航线,地中海地区也没有哪股势力可以一家独大,大家都在努力改善生活条件。

   尽管如此,在耶稣会士的努力下,教会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加。两位意大利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萨里诺先后成为法国宰相。西班牙和奥地利已经分离,哈布斯堡王朝依靠教会力量,维持着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意大利仍然是艺术和音乐的发源地。威尼斯仍是独立的,并在18世纪初诞生了当时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卡洛·哥尔多尼(1707-1793)。传奇人物,花花公子的典范唐·乔万尼·卡萨诺瓦也出生于这一时期。

 意大利政治是处于欧洲政治大背景之下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起因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死后绝嗣,生前曾立遗嘱,将王位传给波旁王朝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即自己的侄孙安茹公爵腓力。为阻止法国因继承西班牙王位而称霸欧洲,奥地利、英格兰、荷兰以及包括萨伏依公国在内的一些小国组成大联盟。联盟打败了法西联合政权,因此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就从西班牙转到奥地利手中,其中就包括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岛。在四国同盟战争期间,西班牙试图夺回对意大利领土的控制权,并想夺取法国王位,但又一次以失败告终。这次战争的结果就是西班牙同意放弃在意大利的领土,奥地利成为意大利的控制者。

   切萨雷·贝卡里亚(1738-1794)就出生于这一大环境之下,并成长为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以及现代刑法之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论犯罪与刑罚》。在书中他谴责了刑讯和死刑。[18]美国的建国者如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詹姆士·威尔逊以及本杰明·拉什医生等都深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影响。[19]这本书首次全面阐述了刑法改革,并提出刑罚应符合理性原则。

   他公开谴责死刑,提出两个理由。一是国家无权剥夺人的生命;二是,死刑既无用也无必要。

 更重要的是,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影响深远的法律原则,与传统的罗马法律大相径庭。他提出,刑罚必需要有震慑作用,而不是简单的报复功能。也就是说,刑罚应具有影响未来、改善社会秩序的功能,而不是修正过去所犯的错误。罪刑应该相适应。刑罚不当,太轻或太重都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此外,获得刑罚的可能性而非刑罚本身的严重程度应取得预防犯罪的效果。犯罪应该受到惩罚,罪犯应该受到审判。但是,如果允许一部分人逍遥法外,而一部分人被找到后刑讯致死则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犯罪记录应该公之于众,从而起到警示作用,并显示国家是公正的,并非滥用刑罚。最后,为取得相应效果,刑罚应及时。

   他也是最早提倡通过教育减少犯罪的人之一,而当时流行的观点则正相反。托马斯·杰弗逊在他的《摘录本》中摘录了贝卡利亚书中的原话:“禁止携带枪支的法律……所禁止的只是那些没有犯罪倾向也不想犯罪的人……这样的法律对被攻击者不利,对攻击者有利,会助长而非阻止杀人犯罪行为,因为攻击一个没有武器的人要比攻击一个有武器的人更容易。”

   从美洲到俄罗斯都深受贝卡利亚思想的影响。但是,受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而法国革命反过来也影响了意大利半岛,使意大利人第一次意识到,意大利也可以成为像法国那样的统一的国家。意大利即将从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实体转变为统一的主权国家。

   最后,贝卡利亚开启了西方对法律进行理性思考的先河。从不同时期的法律可以看到,法律来源于社会风俗或者社会公约,罗马人称之为“mores maiorum(长者习俗)”和“publica(社会共识)”。罗马人还将法律与神联系起来,称其为“ius naturalis(自然权力)”,而自然是神创造的,由神所辖,《圣经》和《古兰经》都是这么记载的。国家政权是这些法律和规则的实际执行者。这些法律起源于国家的政治意志,而国家政权就像是的法律的被动代理人一样,实际上是不能更改法律的。

   贝卡利亚的法律观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法律有着将国家与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特殊目的。例如,死刑是无用的,因为这就像是国家在向自己的公民开战,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公民是国家的血和肉,国家要为公民服务。即便是死刑已经存在几百年了,甚至圣经也提倡“以牙还牙”。他还认为,国家必须要有政治目的,有别于旧有的、出于宗教角度考虑的目的。我们当时处于一种与中国的法律传统相似的环境中。

 在古代中国,法律并非是社会习惯或者神的戒律,而是为国家政治目的服务的,特别是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巩固自己地位的目的。如果是这样,虽然统治者也会考虑法律接受和应用的社会环境,但是法律会随政治目的不同而改变。贝卡利亚的这种概念为社会工程学留有空间。国家和领导人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改变社会和国家,因为法律具有塑造人们行为的力量,这也是贝卡利亚对几十年后的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

11.10意大利18世纪的政治形势

随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意大利在18世纪又一次沦为欧洲野心家们的战场。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的统一也走到了尽头,而二者的统一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至关重要,也有助于阻止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扩张。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1713年《乌德勒支和约》的签订,西班牙在半岛的优势地位遭到剥夺,奥地利人进驻意大利。[20]“新人”奥地利战胜土耳其人,又一次解除了伊斯兰对意大利的威胁,而且从正在衰落的土耳其手中夺得了中东欧地区的控制权。

   土耳其人现在已经不是欧洲国家的主要威胁了。意大利城邦和教皇凭借着文化遗产和耶稣会士的巨大贡献,在文化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几乎为零。1773年,由于法国国王忌惮耶稣会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不断施压,最终,曾经帮助天主教会冲出新教包围的耶稣会被解散了,而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不久之后的1789年。

   接下来几十年,教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辩中,最终导致耶稣会士从中国撤出,而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耶稣会士传教的理念非常现代,也即融入适应当地的文化。这一理念与其它天主教修会的传教理念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应该先清空当地存在的信仰和传统的影响。这最终导致耶稣会士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撤出中国。虽然他们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和巨大的成功。事实上,解散耶稣会士削弱了教皇的影响力。没有了意大利和财产的支撑,教皇不得不在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的博弈中小心经营。因此,教皇实际上成为互相对抗的天主教统治者的人质。

   18世纪初,意大利的政治地理地位也是如此。奥地利成为半岛的新领主,势力盖过威尼斯。威尼斯在1683年对抗土耳其的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正式获得独立地位,但旧日辉煌已逝,唯余惨白记忆。也许可将威尼斯与其英雄、花花公子的象征卡萨诺瓦作比,永远在追求女人,却无法建立长久的家庭关系。

   西部的萨伏依公国在法国的庇护下也加入战事,这个之前被驱逐出半岛的国家,如今通过参战,在意大利获得了立足点。

   而曾经强盛的南部地区,由于与美洲之主西班牙之间的特殊关系,在18世纪陷入贫困和停滞状态,也无法参与到欧洲发生的大事件之中。那不勒斯是欧洲大陆最拥挤、最肮脏的城市之一,犯罪猖獗,人民充满怨气,那不勒斯的贵族阶层一直憎恶西班牙的统治,欢迎奥地利人的到来。但是奥地利人1707年到来之后并没有改变当时的困局,那不勒斯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之下仍然没有任何自主权,奥地利人还收取繁重的赋税,却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人民怨声载道。

   奥地利统治者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行改革,将教会和贵族财产划归他们自己名下。但改革由于糟糕的规划,推行时受到当地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反对,因而失败了。失败的改革加上饥荒和社会动荡引发了经济上的大崩溃。

   但是,虽然南部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落后状态,文化上仍然处于前沿位置。那不勒斯国王在卡塞尔塔建立了巨大的宫殿,目的是想让法国凡尔赛宫的皇室感到相形见绌。意大利境内的都城纷纷开始建造歌剧院,这些歌剧院即将成为新的音乐和歌剧圣殿,地位相当于当时的好莱坞。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在咖啡馆谈论文化问题,伴随着咖啡和甜点,他们开辟了文化、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的新路径。

   尽管意大利在文化上仍充满活力,但是欧洲的政治和思想中心还是向北迁移了,主要移至巴黎,部分移至伦敦。在18世纪末,拿破仑改变世纪政治地理之前,意大利已经不再是欧洲的文化中心,而曾经在地中海地区举足轻重的教皇,如今不得不小心行事,避免冒犯到皇帝和国王们,他们都不是主要玩家了。边缘化的地位使得意大利最终萌生了要求政治上统一的思想。

11.11文艺复兴和加利亚尼对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结束,大不列颠逐渐崛起,成长为超级强国,不仅是经济上的霸主,在哲学上也是一马当先。这个新贵即将与遗老意大利交锋,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人类即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波发展浪潮。[21]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所著的《利维坦》一书中严厉批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市场。实际上,《利维坦》问世之际,自由市场已经基本不存在了。霍布斯提倡强有力的、组织严密的国家,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开明的君主,而不是法律。霍布斯还反对采用希腊城邦模式,而这种模式是意大利半岛独立的小城邦存在的思想基础。

   《利维坦》总体来说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经验的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想的国家和统治者的关系是,统治者不过多干预国家事务,只是监督法律和规则是否被正确应用来保持市场秩序。

   《利维坦》也为大不列颠成为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书中反对任何地区寻求独立的行为,不仅反对偏远的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独立,还反对任何英国领土要求更多自治权或者要求完全独立的行为。由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封建制度也启发了英国人,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官僚制度。

   但英国形成单一的国家之后,自由市场立刻卷土重来。最初是从苏格兰开始的,那里诞生了一位对自由市场和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一书。有意思的是,《国富论》出版的同一年,英国在美洲的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

   正如亚当·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们强调的那样,市场和城镇化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迁移到城市的无业农民为棉纺厂创造了必要的劳动力市场,而英国也在进行海外扩张,寻找更便宜的资源。其实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也是通过扩张获得廉价资源的,只不过它们的扩张范围是地中海地区,而英国的范围要更广。实际上,英国所走的路就是当年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老路,只不过英国活动的范围是全球和各个大洋,而意大利城邦则仅限于地中海地区。意大利银行家和贸易家在伦敦仍然享有声望,在伦敦有一条“伦巴第街”,那里聚集的主要是意大利贸易家,他们主要来自伦巴第地区,在英国收购羊毛,并出售外国货物。

   亚当·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思想体系,这并非是空穴来风。他们的研究是基于几百年来对意大利市场、经济学、货币起源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知识界秉持市场至上观点的人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亚当·斯密的先驱是那不勒斯人费迪南多·加利亚尼。他在1750年出版了在当时影响深远的著作《论货币》。书中介绍了与物品价值相关的因素,包括生产物品消耗的劳动数量、质量、生产时间以及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等。接下来几十年里,所有这些加利尼亚书中提到的元素都是英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而16世纪末期的安东尼奥•塞拉则是影响了加利亚尼的人物之一。塞拉也是出生在那不勒斯,实际上是出生在科森扎。他的书《论金银矿匮乏国家的财富之源》第一次分析并清楚描述了贸易平衡的概念,其中既涉及可见的货物贸易,也包括不可见的服务贸易以及资本运动。他在书中分析了那不勒斯当时钱币短缺的原因,认为是贸易赤字导致了钱币短缺。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刺激出口增长。加利亚尼实际上是又回到了塞拉论述的主题,探讨了货币和物品生产的本质。

   正如因凡蒂诺在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里,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已经摆脱了零和博弈的束缚。经济一词最早来自希腊语,意思是管理家庭,在之前几百年里,这个词的应有之义一直是储蓄、勤俭节约、储藏、预防等。它最初是一个规则,帮助个人或家庭将手中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欲望进行最好的匹配。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第一次能够不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增加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财富。因此,资源被无限扩张,人们的欲望也得到空前的满足。

   财富的增加提升了生活水平,带来了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人的寿命也随之延长。更多的财富、更多的选择、更长的寿命不再是特权,不再是极少数富人的专利了。随着市场的扩张以及资本投资回报的增长,在18和19世纪之交,人们感到,所有曾经被认为是神施与的限制都可以打破。钱可以投资在科技领域,获得的回报更加丰厚。

   人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而且随着寿命延长,寿命本身看起来像是无限的一样。但所有这些都与之前一千年人们的感觉背道而驰,让人无所适从。在这种氛围之下,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德拉库拉等故事应运而生,题材都是关于科学如何打破了之前的界限。这样的故事至今仍伴随着西方的现代性萦绕于人们脑海,帮助人们忆起自己延长的寿命是一个例外,几乎是荒谬的。寿命本应是20到30年的,这是工业革命之前普通人正常的平均寿命,当然计算寿命时考虑到了婴儿死亡率、战争、瘟疫等因素。我们现在的寿命是那时的几倍。这是自然的吗?是上帝施与的吗?

   这就是现代性带来的神话和噩梦。而意大利半岛这个现代性发源地,在之后一百多年里一直在寻求政治上的统一。

11.12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意识形态基础仍旧是特里尔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下面我们从中国外部的视角来预测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未来的发展。

 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角色,我们首先要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在他所生活的19世纪的意义。马克思的理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社会和经济的分析,另一部分是利用这一分析开展革命,推翻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当然,他的两部分理论并非是全新的。第一部分在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中也有所体现。第二部分则体现在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每一次革命中,也即展开彻底的社会革命,改变社会的统治,推翻19世纪的贵族和富人阶级。马克思将这两部分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发现了可以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衡量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剥削。马克思发现资本家将工人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剩余价值,而他可以通过革命将剩余价值还给劳动者,因此革命的预期与经济分析联系在一起。

   将经济社会预期与革命联系起来的方法论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灵魂。但是问题是,既然革命的政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应该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提倡革命的理论呢?目前,曾经的革命党显然不想开始另一场革命,而是想要维持稳定的发展。因此,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让国家控制所有的生产能力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现在意识到,这样做会让一个国家变得贫穷落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号召解放生产力,所以中国才能继续大步向前。

   此外,执政党必须要保证内部的稳定,同时尽量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因为外部的动荡很容易造成内部的不稳。因此,我们也许应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更好地帮助执政党。我们或许应该将革命预期与经济社会分析分离,也即保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方法,而放弃关于革命预期的理论,因为革命将会危及政治和社会稳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果我们不考虑革命性,只考虑经济和社会分析的方面,我们会发现,很多思想家,包括韦伯、熊彼得、哈耶克在内,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启发。这些人用非常复杂的思想体系分析经济和社会,目的是帮助执政党更好地治理国家。但是在中国,原来的革命党成为执政党,所以目的也是一样的。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韦伯、熊彼得、哈耶克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保持并完善目前的秩序。中国现在的执政党需要避免革命的发生。

   因此,有必要分析国内国外的社会矛盾,找到克服这些矛盾的方法,不让这些矛盾导致革命。同时,也需要留出足够的社会经济空间,从而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

   客观地说,中国的执政党与西方现代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在世界的政治秩序。中国的执政党则正相反,需要解决甚至掩盖社会矛盾。

   例如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的概念都包含了这一思想。和谐社会的意思是实际上存在阶级矛盾,但是不能通过斗争来解决,可以通过和谐的概念,也即不论贫富,大家和平共处。中国梦也是同样的概念。现在中国更加富裕了,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也就意味着人民的满意程度更高。

   目前的问题不是革命,而是如何获得稳定发展的环境。中国必须一方面分析和探索社会和经济问题,一方面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这两方面都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在哪里,应该怎样解决问题。怎样才能确定问题和解决方法呢?17世纪的思想家休谟是西方第一位提出“知识分散”概念的人。[22]正如艾莉森·高普尼克所指出的,每个人在其个人范围内都是最有见识的。这篇文章着重指出,18世纪耶稣会士戴西德瑞提出了第一个全面的关于佛教理论的知识分散理论。休谟的关于知识分散的概念起到了先驱作用。之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中明确给出了现代市场的定义:“就每一个人来说,他的资本能雇用哪一种国内勤劳,以及哪一种勤劳的产出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每一个身历其境的人自己能下的判断,显然要优于任何高高在上的政治家或立法者能为他下的判断。如果政治家试图指导平民百姓应该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么他不仅让自己负起一个最不需要他担心的责任,还给自己包揽了一项权威;这项权威不仅不可能安全托付给任何单一个人,也不可能安全托付给任何评议会或参议会等等机构。这项权威如果不幸落在一个既愚蠢又厚颜到自认为适合运用它的人手上,那就再危险不过了。”

   这是现代市场演进发展中的核心概念,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市场总是存在的,但是会随着交易的变化而变化。当时的交易混杂着谎言、欺诈、强取豪夺以及偷盗。现在交易则正相反,要求公平和透明,从而使交易更加快速高效。[23]

   生活在18世纪的亚当·斯密还提出个人知识的交易以及如何在市场和竞争中寻求平衡。也许这些概念能帮助我们找到治国理政的新理论。当然,我们也清楚知道,市场和竞争是不完美的,知识和人是不完美的,但是其它方式的缺点更多。

11.3棉纺帝国阴影下的意大利

 18世纪末,在纺织业即将发生复杂的工业和地理革命,革命主要发生在英格兰,还涉及法国的部分地区。[24]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权力和生产方式的复杂重组催生了纺织业的生产革命。在这一背景下,工程师们开启了英国纺织厂的机械化的发展道路。而在之前的17世纪,英国人已经牢牢控制了印度的纺织业。并且,由于经美洲到达亚洲的新的贸易路线的开通,英国的纺织贸易可以绕过土耳其垄断的贸易路线。不久之后,随着英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对棉花的需求大大增加。然而,由于当地的社会和国家秩序,在印度和安纳托利亚不可能进行农业革命来提高产量。因此,英国人开始在美洲种植棉花。棉花最开始是在加勒比群岛种植,之后北美洲也开始种植,当时美洲有三个印度不具备的条件:非洲奴隶贸易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从印第安人那里夺来的大片土地,以及保证以上两个条件的高度集中的权力。

   然而,引发工业革命的元素均诞生自意大利。贝克特注意到了国家政权、企业家、技术进步与由军事和社会力量支撑的地理扩张之间的特殊关系,正是这种扩张导致了“‘大分化’,而今天的世界格局就是大分化的结果,国家间分化为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欧洲人将资本和国家的力量统一起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集团,过程通常是暴力的。之后,他们用资本、技术、网络、制度促进技术的飞跃和财富的增长,而技术和财富是确定当今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25]

   英格兰在国内奉行自由主义,在国外实行苛政,通过发明了复杂的金融和贸易体系,通过税收和国债支撑其扩张行为。然而,历史显示,资本和政权,征服和劳动力剥削(奴隶制),税收和私营公司的民间金融之间的互利辩证关系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国家的特征。这并非是罗马人发明的,而是作为征服者和开拓者的罗马将军们从希腊人那里移植来的经验。国家和企业家之间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种就是通过开拓进取从而获得利益。这种精神来自古希腊,来自罗马军团和意大利共和国对财富和社会流动性的追求。

   地中海瓶颈已然被打破,随着哥伦布从美洲归来,世界全貌隐隐出现在人们眼前,随之而来的是无限的扩张和骤增的潜力。这是几百年来的发展以及大洋贸易、权力和机器生产遍布全球的结果。它萌芽于意大利,但却成长于意大利之外,因为意大利被困于地中海之内。

   催生工业革命的制度、文化、思想均来自意大利。“最初,工业资本主义仍与奴隶制和对土地的剥夺密不可分(这两个元素在罗马帝国时期也很重要),但是随着包括雇佣劳动力和财产权等各方面制度(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的不断完善,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原材料、市场和资本能够汇聚起来,形成巨流。”[26]

   实际上,贝克特也指出,早期的纺织业的半工业化生产也是在意大利城邦发展起来的。因为,意大利公会的工人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且热那亚和威尼斯在12世纪垄断了原棉的供应。一百年以后,一些生产移至德国,那里的劳动力更便宜。如我们所见,佛罗伦萨是在15世纪声名显赫的。因为它垄断了羊毛、铝矿贸易,而且距离当时欧洲朝圣者目的地罗马非常近。

 早在纺织帝国出现之前,纺织品贸易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较偏远的地方,丝绸和棉布几百年来一直在贸易中充当钱币的角色。同样,资本主义和国家之间的复杂的、互利的、辩证的关系也是早就存在的。由于出现了英国和法国这样的独裁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受到贵族压制,因而才起来反抗。而全球贸易又给予资本主义者讨价还价的本钱。但这种结构最早也是出现在意大利。在意大利城邦,资本主义塑造并影响国家,从而方便自己的消费和利益。这也是从希腊城邦和富有开创精神的罗马军团那里学来的。

   仅仅依靠强力无法实现在田地上对奴隶的残酷剥削,无法实现在城市的纺织工厂对工人的非人奴役,而正是这两个元素开启了工业革命。仅依靠强力也无法完全征服大片的土地,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奴役数以百万计的人。还需要推行文化和法律制度,并使人们都接受这种基于基督教救赎全人类价值观的制度。奴隶和工人们不止被剥削,精神上还要皈依基督教,来自非洲的奴隶们不应再是异教徒了,而原来信奉基督教的工人们,也不应该过懒惰、闲散、有罪的生活了。让工人在工厂流水线上从事有秩序的工作,或者让奴隶皈依奴隶主信奉的基督教,被认为对他们的救赎。

   这种基督教精神主要诞生于与罗马教皇的分离,其内容完全符合剥削者的利益。根据这种精神,他们完全不会觉得良心不安,良心本身和资本主义就是相斥的。但是,这种精神也提倡平等,直接或间接予所有被压迫的人以动力,鼓动他们为更好的未来而奋斗。基督教精神这种双重的、互相矛盾的动态源自于罗马帝国晚期。

 在19世纪初,意大利这个欧洲工业革命动力的摇篮,仍囿于地中海,一面是虽然衰落但仍旧足够强大的西班牙,一面是土耳其。它在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中已经处于边缘位置。但是文化上,维科是第一个感知了当时社会的复杂动态的人。他第一个指出阶级斗争的存在,并指出宗教可以缓解阶级矛盾。他第一个提出应以史为鉴,以古鉴今。之后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这就好比是虽然意大利已经没有能力在欧洲复杂的竞技场中角逐,但它仍具有远见,能预知未来的走向。

11.14欧洲的中国化以及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关系的常态化能帮助解决世界上最急迫的问题之一吗?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当中国在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中大体承认政教分离之时,这个就成为关键问题。300年前,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教会推动了欧洲的中国化。现在,或许需要相似的努力。

   正如历史学家李峰指出的,中华文明至少自公元前1000年就形成了领土辖区和官僚机构。[27]

1)国家自丛林和饥饿中诞生

  周朝重视行政化和组织化。《周礼》是一部行政行为和法律概要,确立了帝国的组织体系。而在希腊或者罗马历史上不存在类似的作品,它们更强调平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习俗,所以法律发展得十分缓慢。在古代中国,行政法是自上而下的。不存在人人平等的社会,帝王自然是高于众生的,可以发号施令。

   对此,现代的历史学家威特福格尔在其著作《东方的专制统治》中给出的解释是,这是由治河传统衍生而来的。统治的“治”字由堤防和水组成,“治”表示要控制和疏导洪水。

   这种解释认同帝国历史是连续性的这一观点。但是,从历史文献来看,或许有不同的答案。我们不清楚周朝的统治者是如何施行统治的。关于商周之间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传承性问题,学者们也有争议。

   但是,我们清楚的一点是,周朝是分为许多诸侯国的,被命名为邦或者国。

   国的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名字,虽然有很多变体,但起源非常清晰。这个字最初表示的是墙围住的实体。繁体“国”字由持戈的士兵和口字组成,口可以代表疆土地域。从这个字可以看出,城墙是闭合的,疆土是由持戈士兵守卫的。因此,敌人并非水患,而是外敌入侵。而“邦”的象征性更明显,这个字表示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的山。

 以上两个字中都没看出需要保护国家免遭水患之意。这并非反驳治水重要性的观点,而是说在公元前8世纪,水患并非大问题。在洪水中,丘陵地带是安全的。这也说明丘陵地区的政治地理与经常遭水患的低地地区非常不同,或者包括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以及古希腊的两河流域。

2)官僚制度

   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的现实是数百个小国家彼此激烈竞争。他们争夺土地和适合发展农业的森林,还争相吸引人口,这在当时是财富的基础。这些小国还设法避开敌人,去征服新的发展空间。伊懋可在他200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环境史的书《象之隐退》一书中指出,当时稠密的森林和成群的大象是这些小国面临的大问题。

   国家都是围绕河建立的,这里的河主要指黄河。国家周边是各型各色未开化的野蛮人。这些国家认同自己属于同一群体,有共同的语言,在早期可能甚至信奉同一个宗教精神人物,但目前不清楚这一人物的政治影响力有多大,这个人被称为天子。他是一个精神领袖,在汉字中也用“王”来指代。“王”字由三横一竖组成,三横表示天地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前8世纪,大多数国家首脑开始称自己为王。这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和思想,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宣称是独立的,而且都有自己的政教体系。考古学家最近的发现肯定了以下观点,即这些国家的整体文字体系是统一的,但每个地方又发展出一些各自的汉字。例如现代汉语中的“河”和“江”就是一例,北方称“河”,而南方称“江”。

   在当时的世界,兼具战士和学者身份的“士”周游列国,希望得到君王的任用。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士周游列国的事实也证明当时存在一个群体,他们希望辅佐君王使国家强盛的事实也证明了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

   在这种形势下,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主要的危险不是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而是战争。战争不仅止于攻城略地,抢夺财富,这是希腊和罗马战争的特色。而在古代中国,战争中的财富不是那些可以抢夺的金银财宝等,而是可以用来生产的要素,如肥沃的土地以及人口等。战争是抢夺土地,分配人口,覆灭国家。

   胜利者会毁坏当地庙宇(也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信奉不同的神明),抛弃当地文化传统,消灭当地的官员和统治者,后来甚至还会消灭军队,将土地和人口重新划分。目标就是要完全吞并这个国家。

   而战争的结果就是,在接下来几百年里,形势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少,国家的组织和行政越来越复杂高效。国家因此非常清楚,要想强大,要想生存就得让自己的治理尽可能高效。因此,有一些国家就脱颖而出,成为霸主。从公元前7世纪初到公元前6世纪末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五个霸主。其中第一个也是最具开创性的一个是齐桓公,他在国相管仲的帮助下实行中央集权制。这是能臣凭借自身强大的思想改变整个国家的一个例证。

   管仲建立了半独立的农业制度,农民以粮食、劳动或服兵役的方式向国家纳税。土地不归农民所有,是由统治者分配的,分配的标准不是面积而是产量。这就意味着,每个农民都要高效地耕种适量的土地。也就是说,土地不应分配的太少,否则农民没有多余的产出,而且闲散时间较多;也不应分配的太多,否则农民兼顾不暇,土地容易荒废。

   人们分得土地,听命国相,他们同样也在军队服役,服从将军调遣,国相和将军都是大权在握,但他们都为国王的意志服务。

   正如我们所见,这是与希腊和罗马社会平等集会议政的传统非常不同的。古代中国,这些进行生死存亡战争的国家之间文化上同源,科技水平相近,这就迫使国家进行更大程度的组织化和行政化,以及实现更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等。

   也许早期的组织化是来自于治水经验,但国家之间的吞并战争大大促进了组织化的发展。此外,当时霸主的兴衰交替以及小国的覆灭使中国告别了春秋时期,迎来了战国时期。这时,数量众多的小国已经合并成十几个大国了,实行吞并战争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危险,代价也更高昂。霸主地位也很难保持,权力平衡的思想开始出现。国家间为了生存而非征服实行合纵连横之术,从而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也就是说,虽然这段时期名为战国,但是战争却没有之前频繁,也没那么致命。但是仍有国家覆灭,最后只剩下一小撮了。

3)一维国家的官僚制度思想

   公元前3世纪中叶,哲学家韩非系统提出了官僚机制,这一机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机制必须是掌握在君主手里。韩非确定了确保这一机制生效的几个元素,这里“机”原意是指弓箭的触发机制。

   例如,《韩非子·十过》中称“合诸侯不可无礼,此存亡之机也”。《韩非子·亡征》中也有如下语句“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

   《韩非子》中认为“国”是君主掌握的一套体制,这一理论也是秦统一中国之后的治国理论。官僚制度应该像是君主意志的神经传输体制。但是,实际上,君主一定要统一官僚体制,也即当时的大臣们。此外,在《韩非子·二柄》中也提到“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

   这一理论将国家意志与根据这一意志所施行的管理清楚地加以区分,国家意志就是君主的意志,而施行统治的是官僚阶层。这一模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来的标志。

   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秦王吸收了这些思想,并进行了大胆的行政改革,发起扩张战争。秦国改革受法家理论影响,由丞相李斯主导。自此,秦王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自称始皇帝。

   秦始皇直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掌权的方式非常现代。在这一点上,秦始皇与奥古斯都不同。奥古斯都得通过罗马共和国复杂的机制让渡一部分权力,他的称号是元首,这也表明,在他之下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始皇帝的称号则完全不同,取自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这是传说中近似神的人物。这个名称类似于称自己为“超级朱庇特”或者“超级耶和华”,是世界上的神。这一称号赋予人一种开创性的感觉,高高在上的皇帝以及他的臣属觉得他们必须与人民进行沟通。

   这位始皇帝的其它遗产还包括,统一语言和知识。也即除了秦国语言外,消灭所有其它语言。除了官方批准的,焚毁其它一切书籍。官方图书馆保存所有书籍。之后的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沿用这一做法。

   同时,官僚体系的词汇也发生改变。在韩非时代,有十几个词来定义各种层次的官员。例如,政府首脑称为“相”或“宰”,这也许反映了不同国家语言上的不同。官僚阶级的总称是“臣”,指的是君王的高级仆人。近代以来又用“官”来称呼,这个字最初指的是在权力的房间游走的人,但是在形声方面均与“管”字相似。也就是说君主的高级仆人也是忠实传递君主意志的人。

   但是,国家是理想的一维模式。官员必须忠实执行君主的意志。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就将政府置于危险之中。国家因此就会灭亡,这就如同《韩非子·爱臣》中说的那样。

4)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化

   大约17、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政府”的概念,起因表面是为改善政府效率,实际上是为了调和新旧阶级矛盾。

   一方面,君主想要引进新的官僚体制管理政府。现代官僚制度的概念是通过耶稣会士从中国传入欧洲的。[28]另一方面,君主想要收回贵族的权力和特权,从而达到集权的目的。因此,他想要给新兴的资产阶级以成长空间,使他们成长为在政治和社会上能与旧贵族抗衡的力量。

   这一结构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君主的立法权和执政权被分配给议会和政府。之后,选举力量、官僚阶层和经济力量之间不稳定但是却是基本的动态建立起来了。三者之间总是处于对话和协商状态,彼此相互制约。

   因此,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开始了,这在精神层面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改变西方的封建国家。原来西方国家的权力比较个人化,分别由国王和忠心的贵族掌握。现在要改变这种制度,将个人化的成分剔除,信任的行政者都是由国王选定的,选人是基于国家需要,而非个人需要。在这一改变过程中,新旧元素混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综合体。

   中国没有经历过这种权力制度的大转变,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制度。统治者的权力是第一位的,商人和企业家的权力是第二位的。此外,被选拔上来的当权者和执行国家政治经济机制的当权者之间没有断层。国家的最终执政者并非选举来的,而是自下而上一步步走上来的。

   因此,在选举执政和官僚制度之间不存在辩证关系。实际上,列宁主义国家和后革命时代加强了中国官僚阶层的特色。也许,正是因为新列宁体系与传统的一致性才使得这一体系在中国更容易被接受和消化。

5)传统与列宁主义国家间的差别

   在传统制度中,官僚阶层起到核心中转的功能。皇权是独立于官僚体系的,因为皇帝不需要通过科举考试,并非通过官僚体系选拔上来的。皇帝是国家的主人,“家天下”,这就是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的来源。国家就是一个有着自己意志的人(正如红衣主教黎塞留所翻译的)。中国的官僚们就是执行君主意志的人。

   在官僚阶层之外,是掌控农村地区的大家族,他们与皇帝派来的官员之间具有辩证关系。官员不得不在协商的基础上执行皇帝的意志,既不惹恼皇帝,也不与农村当地势力针锋相对,因为封建社会中国大约95%的人口在农村,95%的GDP是农村地区贡献的。

   今天,这两个古代的限制已经不存在了。此外,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党的领导人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考核检验程序选出来的,但并非国家的主人。

   以下的数字也可以反映新的现实。在封建帝国时期,如清朝,人口3到4亿,官员数量为10万人。今天中国人口为14亿,政府选拔的干部数量为200到300万,党员人数为9000万。因此,今天的结构更加强大,更具有刚性,而且具有自上而下的连续性。与封建帝国时期有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自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业阶层人士与政府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暗深势力集团”或者“选举集团”。政府与党密不可分。9000万党员意味着每15人中就有一名党员,他们一起使国家的组织结构更加牢固。

   这一结构并非一直处于待命状态,那会给政府带来持续的压力。但是,这一结构可随时被激活,就如同等待捕鱼的渔网一样。它并非总是闭合的,多数情况下,其底部是打开的,需要的时候可被激活。所谓的结构就是中国或者西方政府的行为,两者存在本质区别。在西方,各种势力之间以及暗深势力集团和表面上看是选举政府之间存在持续的、不稳定的辩证关系。

   在这一辩证关系中,很难理解什么时候国家是真正处于危机边缘,什么时候又只是表面上面临危机。西方模式的动力和力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体系,而是各种结构互相交织。有官员、商人以及分为政府和反对派的议会。还有协会、工会、宗教组织等等。此外,历史上这些结构之间复杂的碰撞在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都给予所有结构以更多经验和力量。而中国的体系则不同,要更加单一明了。更容易判断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从中国外部的视角看,我们不应夸大中国体系存在的短板。

 事实上,中国体系的复杂性和力量要比看上去大得多,这一体系有其几百年的传承。此外,中国共产党也是从风浪中走过来的。例如,在国内大跃进导致饥荒之后,中国仍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胜出。[29]

   坚固性并非中国共产党独有的,而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传承的。例如,封建体制虽然在1911年结束了,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结束,这一体制仍然坚持存在了70多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一体制的外壳非常大,结构性非常强,一个小裂缝根本无法撼动。所以,理论上这一体系外壳能够经受住偶然的裂缝,甚至能自我修复。换句话说,中国的动力与西方国家非常不同。

   尽管如此,这一体系并不欠缺动力。当然,前提是庞大的干部群体和党员群体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展开反腐败改革之后。但是,面对如此庞大和精细的结构,仍旧不能掉以轻心。实际上,干部和党员群体的治理也是中国政府目前的工作重点。

6)政府治理

   也就是说,首先要治仕然后再治国。可以说,哪里都是这样的,但在西方行政管理事实上只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党派、企业家、贵族、宗教等等。但是,在中国,行政管理阶层是将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力量。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治理阶层组成一个同心圆。从外部开始,分为党内和党外。

   党本身由几个层级组成,每个层级均有其特定职责。这种结构有助于防止腐败以及其它不良影响,但实际上也有可能使身处中心的人有与外界隔离、闭塞视听的风险。

   也有思想僵化的风险,因为下级官员传达上级指示,但却并不一定会给上级反馈。而下级官员有时只要取得许可即可,并不需要说出真相。而且人们通常倾向于过滤掉让人不愉快的信息。而且缺乏鼓励人们提出不同观点的激励机制。结果并非总是基于现实。另一方面,这一结构本身对改变有非常大的阻力。所以,这一结构在文革时期被从内部动摇打破了。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来自内部的阻力。因为经过文革之后,利益藩篱还未形成。而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变得更富裕,也形成了不少利益集团,这是正在进行的反腐败运动的主要阻碍,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有所影响。

   中国共产党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语言,这与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有可能造成误解。中国共产党首先要保持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利益。

   这三个层面各有其侧重点。首先是治党,然后是治国,最后参与到全球治理中。一方面,这一结果非常强大,且具有刚性,是无法被撼动的。

   另一方面,党对国家和人民负有责任,党的前途命运与人民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密不可分。最近的反腐败斗争使党更加强大。

   当然,这一结构在某方面还需要一定的改进,比如建立内部的公开的对话机制,以及加强与国际世界的沟通等。

7)中国如何避免颠覆性风险

   首先要深化机制体制改革,防患于未然。而改革必然会受到内外阻力。其次,要扩大开放,加强与外部沟通。有一种可能是由于文化上的隔阂,中国不太清楚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目的,也不清楚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意图。就比如,英国人收到邀请时会说“我们一定会见面的”。他的实际意思是“我不想去”。但不了解英国文化的人可能认为他表达的是“一定去”的意思。

   同样,外国人也会由于不了解中国文化而误会中国人。例如,中国人收到建议时会笑一笑,不说话,或者温和地说不,通常外国人会认为这是认同建议的意思,因为他们认为沉默代表认同。此外,同心圆的结构并非中国唯一的组织结构。

   还存在层级结构,就如同垂直分布的纬线一样。这一结构是通过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组织发挥作用的。首先,虽然毛泽东曾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实际上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意识形态,军队里也是如此。

   而中国政权组织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发展的基础。其它特点还包括对安全的重视,注意维护党内和政府秩序,还有对军队及经济建设的重视。经济是基础。这几者之间具有平衡关系。

   有两个不同之处,一个是与外部的关系,一个是对待历史的态度。

   在中国之外,政权分为表面政权和背后政权。随着全国范围内的选举,理论和意识形态在不断更新。根据保护自由和国家制度的一般原则,这一体系也在不断更新。而虚假新闻和平民主义会左右并这一过程,但新旧更替之际的骚乱只是表面的,不会触及深层结构。

   而在中国,虽然没有公开的意识形态更新过程,但这一过程是存在的,是封闭的内部程序。例如,历任领导集体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例如,毛泽东是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邓小平是发展和非集权化,而习近平是反腐败和中央集权管理。

   现代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是,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2000多年来,中国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良好的治理传统,和勤奋的人民确保了国家一旦恢复秩序就能富裕起来。邓小平同志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变得越来越富裕。也就是说中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状态了,而且再也回不去那种状态了。[30]中国会影响世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又相当困难的过程,全球治理体系应当进行改革,造福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

[1] See Emmer, P. C. The Dutch in the Atlantic Economy, 1580–1880. Trade, Slavery and Emancipation. 1998. Bradley, Keith and Paul Cartledge.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See Donkin, Robin. (August 2003).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Moluccas and the Traffic in Spices Up to the Arrival of Europeans. Diane Publishing Company and Ferguson, Niall (2004). Empire Basic Books.

[3] See Bireley, Robert.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1999. And Mullett, Michael A.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Routledge 1999.

[4] See Burke, James. The Day the Universe Changed. London Writers Ltd. 1985. 136.

[5] See Lippy, Charles H, Robert Choquette, and Stafford Poole. Christianity comes to the Americas: 1492 - 1776.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2.

[6]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see Ge Zhaoguang. Zhongguo sixiang shi. Vol. 2: 13. Shanghai, 2001.

[7] See also Woods, Thomas. How the Catholic Church Built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5. And Mungello, David E.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8] For this see Finocchiaro, Maurice A. (1997). Galileo on the world systems: a new abridged translation and gui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And also by the same author The Galileo Affair: A Documentary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9] See for this part Fellerer, K. G. and Moses Hadas. “Church Music and the Council of Trent.” The Musical Quarterly, Vol. 39, No. 4 (1953) in JSTOR. p. 576. Leo P. Manzetti. “Palestrina”. The Musical Quarterly 14:3 (1928), 330.

[10] See Nuti, Giulia. The Performance of Italian Basso Continuo: Style in Keyboard Accompaniment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11] See also Kissinger, Henry. World Order. 2015.

[12] See for this Wilson, Peter H. (2009). Europ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llen Lane.

[13] Parslow, Christopher (1995). Rediscovering antiquity: Karl Weber and the excavation of Herculaneum, Pompeii, and Stabia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For this section, see Garin, Eugenio. Medioevo e Rinascimento. Studi e ricerche. Laterza, 2005. Interpretazioni del Rinascimento. Storia e Letteratura, 2009. And Warburg, Aby. La rinascita del paganesimo antico. Florence, 1966.

[15] For this see http://www.fondazioneintorcetta.info/. And Hobson, John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2004. 194–195.

[16] See Croce, Benedetto. 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Trans. R.G. Collingwood. London: Howard Latimer, 1913. And Giannantonio, Valeria. Oltre Vico – L’identità del passato a Napoli e Milano tra ‘700 e ‘800. Lanciano: Carabba Editore, 2009.

[17] Hays, J. N. Epidemics and pandemics their impacts on human history.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5.

[18]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is the work of Huang Fen, and to him I am also indebted for the research on Beccaria.

[19] Bessler, John. D. The Birth of American Law: An Italian Philosopher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 For this section see Marino, John A., ed. (2002). Early Modern Italy: 1550–17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 For this section, I am indebted to Lorenzo Infantino’s book Power (Rubettino, 2013), and his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Richard von Mises titled in Italian Le osservazioni sull’interpretazione popolare della Rivoluzione industriale, especially L’azione umana.

[22]See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10/how-david-hume-helped-me-solve-my-midlife-crisis/403195/?utm_source=fbb.

[23] I owe this to conversations with and the advice of Lorenzo Infantino.

[24] See Beckert, Sven.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2015

[25] Ibid. Preface.

[26] Ibid. Preface

[27] 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New Approaches to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2013

[28] See Derk Bodde and Howard Wilson. 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 1948.

[29] See also https://capx.co/the-great-resilience-of-the-chinese-communist-state/

[30] See http://www.settimananews.it/politica/war-or-peace-around-china/